《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46章

“您怎么就吃那么一点儿呢，爸？”
“没事儿，年纪大了，吃得少，养分够了就行了。”父亲总是说养分而非营养，他说话的气力都细弱了许多。
我第二天就安排父亲到台大医院检查，当场就查出父亲的胃已经有了一大片黑影，医生把好大的一张片子给我看，简单解说了几句，然后抬头露出冷峻的眼光，严厉地质问：“怎么这样了才带爸爸来？”
父亲也听到了医生说的话，脸上掠过一阵红晕，毕竟是生死大事，再洒脱，依然受到冲击。
一周之后，正式的检验结果报告出来，我们没有遇到上苍格外的恩宠。一阵匆忙之后，当时的外科名医魏达成先生为父亲动手术，魏医师的父亲魏火曜，前台大医院院长，也是父亲早年便熟识的好友。
预定九点推进开刀房，我下了当时在中广主持的“早晨的公园”节目，刚刚八点多，便赶到医院，却在走廊上遇到正被护士推向开刀房的父亲，他已经给麻醉得迷迷糊糊了。要是我没有赶到，父亲身边就一个亲人也没有。继母是后来才到的，家里几个孩子，要她怎么早来？何况她动作从来就不利落。
在开刀房外等了好几个小时，不免想到：要是父亲在手术台上怎么样了，而我又再晚一点点，岂不就此天人永隔？
手术很成功，魏医师给我看那一块割下来的胃，比巴掌还大，我想应该根除了吧？魏大夫告诉我，根除已经不可能，以后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吃，我无言以对。
原先他要印的稿子还来不及处理，我把稿子先送去给父亲早年的学生、现在也已经当了教授的人看一看，也顺便问问有人可以为我印吗？结果得到了个很荒谬的答案：这是父亲早就发表过的论文。
毫无疑问的，我想父亲已经开始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父亲自己是不会知道的，继母也无从知道，只见他一天到晚睡睡睡的，有些烦。三个孩子已经够她烦的，经济问题渐渐无法承担，而她连一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想来也很苦。父亲不知道怎么搞的，极端害怕台大会把他从这个屋子里赶出去。就我所知，当年曾经向日本的足立教授价购了此屋，他们的屋子都是买的，姑丈姑妈的房子也是买的，产权完整，否则不可能自行卖给了陈果夫。但是后来，他自以为做了个非常聪明的决定，他把整个院落都送给了公家，理由并不是以为马上就可以“反攻大陆”回家乡。记得那个时候我已读高小了，那一天，他从台大回家，非常得意地跟全家宣布，从此以后，用不着付税了，房子照住，坏了他们还会来修，他得意得要命，还会哈哈大笑，在那一刻，看来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比他聪明。
日本太太再也不是战前日本女子的风格，会永远对她的男人毕恭毕敬，侍候得周周到到，这对父亲是一个意外。前所未有的强制退休，经济压力忽然沉重，又是个意外。在七十岁上下一连得了三个孩子，证实他的身体不错，他相信自己能得百龄之寿，身边的人都觉得不会太离谱，而却以八十岁过世，也是个意外。一连几个负面的意外，就要了我老爸的老命。只有一个意外，就是他自己没感觉到的：老年痴呆症。
有一天，一位白发的老学生把他送回了家。他出门买豆腐，那是他每天例行要做的事，早餐有块热豆腐，酱油加点儿葱花儿，是他莫大的享受。离家只有最多十分钟步行的路程，他却七转八转不知道转到了哪儿去了。马路上一个茫茫然的老人，居然让他的老学生发现了，那不是老师吗？他上前打招呼，父亲却很不好意思地慢慢儿问他：“你知道我家在哪儿吗？”
不久之后，父亲已经禁不住大小便，继母在照应孩子精疲力尽之余，还要为他收拾床褥，自然对他有许多焦躁与埋怨。有一天，我只是想回去看看他，没想到只见他苍白着面孔，一脸密密的皱纹，笑起来都透着酸楚，我这才知道他已经几乎无法进食，他还说他没事，故意站起来转了两圈，举了举手，要我相信他依然硬朗，他是怕我操心。我当场就说爸我们走吧，爸，让我带你去医院吧！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
未解的公案
到了台大医院，先挂了急诊，再找一个角落，安顿在担架床上。买了几包卫生纸当枕头，我们俩等了一天一夜。急诊室里病患川流不息，大呼小叫，人影幢幢，脚步杂沓，我们父子二人都没有什么所谓的人脉，怎么办呢？
我只得又去麻烦魏达成教授。第二天，得到了一个三等病房的床位。我说爸先将就着吧，再慢慢想法子。
“不要紧，病一样看。”
此时他的假牙已经快装不上了，嘴巴老是瘪瘪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现在医学很进步了，从前的好些病，治不好的，现在都治得好了。”他咽了咽口水：
“人总是要死的，那总得要有个治不好的病。”
这两句话倒很科学，讲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
在许多床位一个个排开的三等病房，至少在当时，护理照顾真不怎么样，要是病人尿了床，挨骂的就是我，害得我老是爱问，爸你要尿吗你要尿吗？就这么着，父亲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倒是我有点不平，这个医院在光复之初，是他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过来的，军队占据并且拆走了一切的设备，是他跟陈仪要了回来的。大家都忘光了的事情，我却这么小心眼儿地念着。
终于打了个电话给我的朋友，也是多年来很有名的一位科学记者吕一铭先生，他从前就访问过父亲好几次，对父亲十分敬佩。吕一铭的反应真快，第二天联合报第三版好大的一个边栏，报道了父亲病重的消息。那天一大早，齐邦媛姐姐打了个电话来，她本来想要东北同乡帮帮忙，别让父亲落得太不好看，好在齐邦媛很担心的那种让人写得可怜不见儿的事情没出现，吕兄很有分寸，赵玉明总编也特意突出学者有没有受到照应的问题，穷之一字着墨很少。
事情急转直“上”，才上午七点多，“副总统”谢东闵先生就来看他，他们原是老友，还以日语交谈了几句话。中午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换到了头等病房，下午两点，经国先生就来探问了。严家淦先生是他的老友，在福建就很熟了。孙运璇先生是刚刚光复就相交的朋友，在刚接收电力公司时，就有过专业上的合作。眼见父亲如此境况，他频频拭泪，还把一个一定可以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交给我，诚意可感。考试院长刘季洪，是在大后方重庆就相交的老友，在病床前不言不语地坐了十几分钟。还有一天，居然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表姐马雪萍跟表姐夫张凤报。他们早年来台，找到了父亲，父亲也没帮上什么忙，还要他们“回去”好了，他们没照父亲的意思回去，但既然父亲觉得他们是麻烦，就再也不来看他。然而此刻长我二十几岁的表姐，完全放下她的工作，没日没夜地陪着父亲，当一个业余的助理护士。许多当年父亲担任流亡的东北中学的来台学生，也来看他，年纪也都不小了，个个操着一口乡音。日本东北帝大也派了四位代表亲自到台北问候，他们都没有见过父亲，但以做父亲的校友为荣。还有许多陌生人也来探望，又有许多送草药的，还有一位艺术家想为父亲做个头像。
父亲一下子爆红了起来，在重病的病床上。我总记得孙运璇先生在病床前对父亲说了好几次的一句话：
“马教授，你太要强了，太要强了啊！”
如果不那么要强，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父亲没有那么要强的脾气，又会怎么样呢？于他个人而言，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却牵连到一件历史公案，就是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要强真的要有条件才行，父亲的脾气刚强，却未必事事都对。当年保钓的时候，他应该是活跃在保钓言论上年纪最大的一位。那一阵子，总是一下子开这个会议，一下子发表那个言论，我常常想，怎么一生都绝口不谈也不涉政治的父亲，在保钓运动上，忽然那么样的积极？
从住院到去世，时间很短，很多事情我们自然没有能够来得及谈，包括这一件事。
最近保钓运动又忽然热了起来，而且跟过去有点儿不一样，就是因为日本首相对于钓鱼岛列岛的发言，两岸不约而同掀起了保钓的行动。这件事勾起我当时的一段回忆。
当年，在美国还没有把琉球“交给”日本，更没有发生所谓钓鱼岛主权问题之前，一件偶然来了又偶然去了的事情，居然牵动了这一段历史公案，而其间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父亲那“要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