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63章

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最积极的做法通常是，政府在鼓励社会成员从旧有体制与文化中走出并在更开放的经济与社会的维度寻找自我独立性的同时，更要在制度上给予其尽可能多的便利，为重建各种社会联系提供可能。从这方面说，以网络的群为会员的民间组织的成立，理应成为这种逻辑的自然延伸。
网络之上，现实之中，近年来有关经济特区的争论此起彼伏。然而在我看来，转型期中国最大的特区就是互联网。这是一个思想的特区，也是一个交流的特区、传播的特区、公民自组织的特区。它超越了生活中的一切繁文缛节；它以技术对抗技术，冲垮了种种禁忌。
【解构与风流】
“饿滴神兽啊，救救饿吧！”没有谁会怀疑，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从“俯卧撑”到“躲猫猫”，从“打酱油”到“玛勒戈壁”上的神兽“草泥马”到“猴蛇”……主义与顺口溜，真理与潜规则，虚拟与现实，正人君子与情色录像带，奖赏与屈辱，希冀与失落，各种观念、思想与情绪相互纠葛，各种道德、名分和利益充分博弈。尽管当下中国公民尚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表达自由，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忽如一夜春风来，为中国人的社会表达与个体创造，吹开花千树。
凭借铺天盖地的广告、跨国的明星阵容、数亿元的制作成本，2005年岁尾年关，陈凯歌和陈红将众多影迷劝进影院。然而，影迷们多半是失望了，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馒头以及一个面色惨白的女人和她近乎无厘头的诅咒。
正是这个剧情“马脚”让武汉的年轻人胡戈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2006新年伊始，《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视频剪辑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时间，“恶搞”大行其道，而陈凯歌在机场的一句“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也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就像几个月后黄健翔解说世界杯时的尖叫，繁殖出各式各样的版本。
《无极》并非一无是处，其之所以成为人们泄“公愤”的一个通道，首先归咎于陈凯歌对这个“惊世馒头”的过激反应。对一个脱颍而出的年轻人进行道德上的苛责与兴讼的恐吓似乎暴露了陈凯歌在观念上已经落后于这个网络时代。这是一场平民对精英的较量。在平民未长成精英之前，绝大多数人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手无寸金的胡戈。
2006年，“文学死了！”死在诗人嘴里，而且死得很难看。诗人叶匡政在《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一文中断言“憋在很多人心里的这句话，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就在此时，“国家级诗人”却在“嘘”的一声中倒掉。“国家级女诗人”赵丽华的“梨花派”诗歌受到众人的嘲弄。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句句了无意义的大白话，诸如“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涮/便池/的人”，只是因为被“国家级女诗人”的纤手按了几次回车键，便成了“国家级”的诗歌。“从明天起，做一个写诗的人，敲字，回行，一句一段……”有人说，海子之后，中国不再有诗人，而当“我/终于/会/写诗/了”成为流行于网上的“写诗秘笈”，每个中国人都变成了诗人。我的标准我做主，至于是不是“国家级”，见鬼去吧！
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中，温家宝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任何想有所作为的政府，不仅要鼓励大家勇于追求真理，还要千方百计为社会提供追求真理的环境。
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从本质上说，它更意味着中国人获得了自己诠释生活的角度与权利。过去那种完全是灌输式的教育与宣传如今已经让位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解释。一切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话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人们都可以将其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学识，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不再需要“观点辅导员”与“意见监护人”，每位公民都有自己观察生活、认识真理的眼睛与心灵，没有谁再可以强加给他们任何他们不再相信的东西。而那些貌似强大的说教，同样失去了动员的能力，反而被人们置之一笑。
当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解构的这种积极意义还在于，言论自由与公共空间的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如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说，受众是意义完成的关键。既然任何信息的发布，意义的完成最终都是由受众所决定，那么，听者有心，言者无罪，任何言论、文学与艺术对于这个社会来说，都不至于形成直接的危害。
进一步说，解构主义的到来，既为中国言论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某种可能，同祥为中国的社会觉醒树立了标杆。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当下中国已经迎来了“复兴文艺”的最好时期，更有理由相信，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文艺复兴”将肇始于这场解构运动——因为解构正在完成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即让每一个个体抽身于旧有的仪式，否定权威，服从内心，复活或者增加自己的创造。
【盲社会的网络之眼】
2008年，网上流传着一则有关广东开平市未成年人性虐待未成年人的视频。在接到报案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真相是：2007年7月中旬，七名女孩将一少女从开平某网吧强行带到某旅店，并约来四名男孩，对受害少女进行殴打、凌辱和强暴，并逼她自扇耳光和踏正步。一名涉案者用手机拍摄了部分过程，无意中为这起恶行留下了证据。
如唐德刚先生所感慨，人不过是脊椎动物中的一种。看到这样的“日常之恶”、用手机拍摄的“残忍的戏剧”，相信许多善良的人都难免会悲观、伤感。其实，无论受害者是谁，其骇人听闻的程度都足以成为社会之大不幸。那些少男少女在视频中所表现出来的罪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潜藏于人性深处的卑污，更应让所有同时代的人因蒙羞而警醒：
为什么有人会容忍这样的罪行？为什么这些少年竟会如此凶残，肆无忌惮？为什么在相关群体中几乎广为人知的罪行，在近一年后才为警方所知？倘若不是互联网“睁着眼睛”，上述罪行会不会像没有发生一样，一切风平浪静，而作恶者却继续招摇？
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这样解释群体犯下的暴行：“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相关新闻透露，这七位少女是“结拜姐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帮派。当“帮派利益”形成后，这些人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灵魂部分交给了帮派，“与魔鬼缔约”，若是一起“做大事”，便会让自己成为帮派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少数服从多数，温和让位极端，“群体时常会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莫斯语）。久而久之，个人道德不得不屈从于群体意志，个人理性不得不屈从于群体情感。人们因为“理智丢失，责任分散”而丧失自己做人与合群的底线，就像被卷入了一场疯狂的舞会，此时此刻只有集体疯狂，人生舍此全无意义。
与此同时，在谴责这些少年的暴行时，更要直面导演李杨镜头下的“盲社会”。当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失去理性时，整个社会应该如何面对，是保持目光明亮还是熟视无睹？显然，就公民社会责任而言，透过发生在开平的这出悲剧，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太多失望。尽管许多在私下传看过视频的学生包括一些成年人都知道个中行为是有罪的，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去报案，因为“怕惹麻烦上身”。
和李杨的“盲系列”电影（《盲山》《盲井》）相反，由蒋雯丽主演的电影《刮痧》反映的则是另一种社会现实。在这部据说反映中美文化冲突的电影里，美国医生给中国小孩例行身体检查时偶然发现孩子背上有刮痧留下的印痕，立刻电话报警。随后，警方不仅通知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出面，甚至决定暂时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有问题法庭上见。
发生在开平的这起案件无疑暴露了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