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第3章

欢ㄒ瓿扇挝瘢岢忠钲诎咽杖菡镜娜嗽俗呋蚍抛摺Ｗ詈螅钲谑形邮∥拿罘湃恕＝峁?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已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围堵工作，结果深圳市20000多偷渡群众只跑出800多人。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才将事态平息下来。不久，习仲勋在了解到边境实情后，觉得当时还未做好防范措施，就仓促做出统统放人的决定，和边境实情不大相符。他赞同方苞提出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
建特区：要解放思想，当孙悟空
广东毗邻港澳，两地人民生活差距大的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向中央建议，给予广东更多优惠政策，让广东能够优先发展，在对外开放中起到龙头作用。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这个提议点燃了邓小平的思路，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王全国回忆说：“开始我发言是叫加工出口特区，以后我们写成出口特区，后来中央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1979年9月21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在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由来后说，这一政策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更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他说：　“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我们是干革命的，现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拼命精神。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振作起来，工作要抓紧抓细。一方面，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
9月22日，谷牧在广东对习仲勋等广东领导谈话时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吴南生说：“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随后，省委即决定由吴南生负责广东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发表谈话：“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作者：韩纲　字数：6713
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是如何确定的？以往人们都以为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隔离审查”的方式，近些年来披露的当事人的回忆显示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开会投票”还是“隔离审查”？
最高层的商议，当然是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前引华国锋访谈称，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但《叶剑英年谱》“9月21日”条目，未见有关此事的叙述，只有“9月25日”条目记载：“到北京城内华国锋住地，同华国锋长谈，分析‘四人帮’活动的动向和情况，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叶年谱不仅时间与华所说不一，而且没有明确说商定了“隔离审查”的办法。
不过，华国锋谈到的另一个情况，却被两位当事人印证。华回忆，9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他就以“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李先念马上表示支持，吴德也表示支持。吴德的说法大致一样，略有不同。吴德口述，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他，交换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表示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的职务，他偏重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李先念以为不妥，他提到当年赫鲁晓夫整肃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历史事件。华、李、吴分析和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状况，感到“四人帮”在中共十大把许多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问题，会冒风险。三人最后都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李先念还回忆，当时华国锋所说“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样先抓起来再说”。（李先念谈话记录，1988年7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下）
依据上述史料判断，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华、叶之间考虑“隔离审查”。出于慎重，华国锋随后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吴德曾建议用召开会议的办法解决，但最终华、李、吴还是就“隔离审查”的方式达成共识。
华叶商议的详情仍不清楚；华向李、吴征求意见后，是否再向叶剑英作过反馈，也不得而知。直接当事人都已不在，只能期待知情者披露史实。
行动方案的拟定与汪东兴的作用
如何拟定解决“四人帮”具体行动方案的？原来更加模糊不清。吴德口述和武健华的文章披露了不少细节；尤其是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提供了许多亲历亲闻的情况。这是近年来在弄清史实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
汪东兴是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的组织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较肯定汪在行动中的作用。按吴的评价，汪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他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行动班子的人员是汪亲自挑选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的评价有道理。汪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且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掌控了中南海和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大权。这个行动若无他的参与和支持，很可能费尽周折甚至流产；相反，汪的参与和支持大大增加了行动的成功系数，其作用远非一般政治局成员所能比拟。
关于汪东兴与华国锋商议具体行动方案的情况，数武健华的文章最为详细。武说，10月2日下午，叶剑英直接去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处，与汪第三次密谈。叶提出加速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汪当晚去找华国锋商量具体问题，自己则先去华家谈。当晚汪去了华家。华表示，叶汪的意见和他想的原则上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华要汪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再议定。武健华回忆，汪去华家之前召集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开会，布置他们琢磨一个行动方案。10月3日上午，李鑫、武健华向汪东兴汇报了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同他们再次作了研究。当晚，汪东兴第二次去华国锋家，汇报行动方案。华肯定方案可行，也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再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二是再约叶帅谈谈。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再次到汪的办公室，与汪第四次密谈，听取了关于行动方案的汇报。叶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