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唱歌的墙 莫言》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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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一个出发点，我开始着手构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乡。我小时候，气候也和现在不同，经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泛滥，种矮秆庄稼会淹死，只能种高粱，因为高粱的秆很高。那时人口稀少，土地宽广，每到秋天，一出村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高粱地。在“我爷爷”和“我奶奶”那个时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许多高粱秆冬天也不收割，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障。于是我决定把高粱地作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放到这里上演。后来很多评论家认为，在我的小说里，红高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象征了民族精神。确定了这个框架后，我只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在新时期文坛产生过影响的作品的初稿。
《　红高粱　》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所住的村庄的邻村。先是游击队在胶莱河桥头上打了一场伏击战，消灭了日本鬼子一个小队，烧毁了一辆军车，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胜利。过了几天，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回来报复，游击队早就逃得没有踪影，鬼子就把那个村庄的老百姓杀了一百多口，村子里的房屋全部烧毁。
《　红高粱　》塑造了“我奶奶”这个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并造就了电影《　红高粱　》中的扮演者巩俐。但我在现实中并不了解女性，我描写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女性。在30年代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女性可能很少，“我奶奶”也是个幻想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女性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区别的，虽然她们吃苦耐劳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种浪漫精神是独特的。
我一向认为，好的作家必须具有独创性，好的小说当然也要有独创性。《　红高粱　》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原因就在于它有那么一点独创性。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　红高粱　》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　红高粱　》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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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　红高粱家族　》（2）
有人认为我创作《　红高粱家族　》系列作品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这是想当然的猜测。因为马尔克斯的作品《　百年孤独　》的汉译本1985年春天我才看到，而《　红高粱　》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我在写到《　红高粱家族　》的第三部《　狗道　》时读到了这部了不起的书。不过，我感到很遗憾　——　为什么早没有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创作呢？假如在动笔之前看到了马尔克斯的作品，估计《　红高粱家族　》很可能是另外的样子。
我认为，像我这种年纪的作家毫无疑问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因为在80年代以前中国是封闭的，西方文学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作家出现，出现了哪些了不起的作品我们是不知道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学被翻译进来，我们有一个两三年的疯狂阅读时期，这种影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从而不知不觉地就把某个作家的创作方式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来了。
为什么这样一部写历史写战争的小说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我认为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　红高粱　》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　——　敢说、敢想、敢做。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创作的社会意义，也没有想到老百姓会需要这样一种东西。如果现在写一篇《　红高粱　》，哪怕你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有什么反响。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没有读过？所以，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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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牛
荣获了《　小说月报　》奖，十分高兴，但听说要写“得奖感言”，又十分犯愁。真是得奖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写，为了这个我盼望许久的奖。
记得当年汪曾祺先生到我们班上来讲课，开首就在黑板上写上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这句话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当时是说过的，但话的意思还明白。谈到文学，连汪先生这样的大家都说没有高论，如我这般蠢货，只怕连低论也不敢有。不敢有也得有，因为我的《　牛　》得了奖，因为我很看重这个奖。
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奖不能忘了我放过的和我追过的那些牛。一谈牛，就难免谈到所谓的“童年记忆”，一谈到“童年记忆”就难免遭人耻笑，但无论多么聪明的人，只要一耻笑我，就跟对牛弹琴差不多，因为他们的话都是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我根本就听不懂，不是装糊涂，的确是不懂，有好几次我想冒充一下阳春白雪，不懂装懂一下，结果弄巧成拙，让人摸到了我的底细，就像让贵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驴子的底细一样。
我童年时期，正逢“文革”，大人垂头丧气，小孩子欢天喜地。我们那时的一个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吃过晚饭后到旷野里去追牛。当然是月亮天最好。大人们点着马灯在大队部里闹革命，四类分子趁着月光给生产队里干活，我们趁着月光在田野里追牛。那时候，就像我在《　牛　》里写的那样，牛是大家畜，是生产资料，偷杀一头牛是要判刑的，但生产队里根本没有饲草，革命时期，明年的生产谁还去想？就把那些牛从饲养室里轰出去，让它们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报公社，公社下来验尸后，证明是自然死亡，然后，就剥皮卖肉，全村皆欢。当然最欢的还是那些正在掌权的红卫兵头头，这些杂种，比正在挨着批斗的支部书记、大队长还要坏，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让他们吃了。现在想想，这也是应该的，当官如果没有好处，谁还去当？我们一帮孩子，吃罢晚饭，等到月光上来，就跑到田野里，追赶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牛。“文革”期间，地里不但不长庄稼，连草也长得很少，牛在光秃秃的田野里，吃不饱，学会了挖草根啃树皮，还学会了用蹄子敲开冰河饮水。我们在月光照耀下开始追牛，起初我们不如牛跑得快，但渐渐地牛就不如我们跑得快了。我们每人扯住一条牛尾巴，身体后仰着，让牛带着跑，举头望着明月，犹如腾云驾雾，有点飘飘如仙的感觉。那些老弱病残的牛，很快就被我们给折腾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见了人就双眼发红，鼻孔张开，脑袋低垂，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对这样的牛，我们不敢再追了。后来又出了一个谣言，说是有几个刚死了的人的坟墓让这些野牛给扒开了，尸体自然也让这些野兽给吃了。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离吃活人也就不远了。因此我们的追牛运动就结束了。这个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