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60章

人人都仿惶不安，惟独政府无忧无虑地坐在火山上打吨儿”。自由派贵族人物卡维
林也称农奴制“使整个国家陷于不正常状态，并使国民经济中产生危害国家机体的
人为现象……如果这个制度原封不动，那么几十年以后就会将整个国家毁灭。”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56年也表示：“遗憾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
情绪，并因而发生许多不服从地方管制的事情。本人深信，迟早我们会解决这种状
况。我想，诸位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
沙皇政府终于在1861年2　月19日颁布了农民改革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开始了
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
在俄国社会面临历史选择的时候，为何走上改革而非革命的道路？以往有的学
者认为“1861年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强调革命形势的高涨。在1861年前后
的确出现了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先进入士也为革命的
到来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然而，事实上，当时俄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非常弱
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存在另一条道路（革命道路）的可行性选择。而
自上而下实施改革的条件则是充分具备和实际的。当时社会各界各阶层都广泛地讨
论改革方案，整个社会舆论有利于改革的实施。甚至连赫尔岑在1857年8　月11日的
《钟声》上也表示：“我们不仅处在改革的前夕，而且我们认为……君主想要改革，
想要改良，政府应该自己着手社会改革工作，着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组织的
发展。”因此，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合法的
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实施重大经济改革，使其摆脱危机。即当危机来临，统治阶级
狭隘的阶级利益与社会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掌握武器的国家政权拥有相对的独立性，
能够在自身基础的狭隘利己利益与社会利益中做出选择，即将社会民族利益优先，
并使政权捍卫自身基础的长远基本利益。
沙皇政府以改革使自身摆脱困境，使俄国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较长时
期内充当了现代化的领导者。因此，政府如何使用其统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
了俄国社会的命运。政府若继续推行改革、深化改革，便对社会进步起促进作用；
反之，则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而且经济改革必须呼唤政治改革的同步发展。然
而，亲自签署农奴制改革法令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政治改革忌讳莫深，表示：
“他反对制定宪法，不是因为珍惜权力，而是坚信宪法对俄国无益，将导致它走瓦
解。”19世纪80年代，新任内务大臣洛里斯·麦里科夫重提政治改革设想，建议成
立吸收城乡各等级代表参加的立法草案筹备委员会，扩大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的
自治权力。此举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御前大臣斯特罗格诺夫在最高国务
会议上激烈反对：“这条道路将一直走向立宪，而这对于陛下和俄国都是不情愿的。”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881年5　月11日发布捍卫专制制度的诏书，改革方案被否决，
60年代开始的改革运动到80年代结束，开始了80年代至90年代的黑暗统治。
20世纪前的改革运动说明，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是冲
击俄国旧制度的常态形式，它以渐进、积累的方式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
路。但同时，彼得以后时代（直到19世纪末），俄国全部历史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系
列改革和相应伴随的上层反改革。沙皇政府明显地将改革作为摆脱统治危机。维护
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主动地体察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因此改革
总是浅尝即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经济变革，希求以经济发展巩固“国基”，
但决不容许“国基”本身——专制制度有任何变动。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社会进步仅仅依靠统治阶级对自身的改革是不够的，因为
统治阶级在历史趋势面前的自省自识毕竟有限，更难有长远的预见能力，旧制度对
新生事物的容忍程度也毕竟有限。当改革达到一定极限，社会再不能进步时，就需
要用革命的暴力解决问题，即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
作为伟大的改革时代的话，那么20世纪初对于俄国来说就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时代。
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取代封建经济，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将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资产阶级在一定意义上，是未
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主人，与专制制度和地主贵族阶级的固有矛盾也逐渐激化。
“流血星期日”事件后，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不可阻挡地爆发了。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
几日几年都不能受到的。”自由派贵族人物维特也看到，“整个俄国都对现状，即
对政府和现存制度不满。大家都不同程度上自觉地，甚至是不自觉地要求变革。”
在莫斯科工人12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尼古拉二世沙皇在给皇太后的信中写道：
“神经已绷紧到极点……两条道路选择之一是：立即派出军事人员平息风潮，然后
稍事喘息，经过数月再次使用武力，但是这将血流成河，而最终仍导致现在的局势，
结果仍是在将来不得不实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颁布《整顿国家秩
序宣言》，宣布实施政治改革，标志俄国专制君主制开始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转
变，表明俄国政治现代化终于开始。随后，斯托雷平从1906年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
——土地改革，以行政手段加强农村中的阶级分化，扶植富农阶层以充实沙皇统治
的阶级基础，列宁认为：这一行动成为“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
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汽门。”英国历史学家基普认为：“1905年革命不过是一场更
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动的前奏，这场大变动将要把19世纪俄国的遗产扫荡无遗，开辟
出令人陶醉而又惊心动魄的新的宏伟前景。”
沙皇政府以改革部分缓和了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但到1915年，两者间的矛盾再
度激化。沙皇政府连续解散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罗将科
宣布：“政府从此在自己与国家杜马之间筑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资产阶级与地
主贵族阶级相互联合、相互利用的“六·三”体制瓦解。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农民
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战争带来的动乱增强了农民的爆炸情绪。少数贵族军官与资产
阶级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种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危机已
达到异常激化的情况下，实行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是惟一的出路。但是沙皇政府和
地主贵族阶级限于其短视的政治目光和狭隘的阶级利益，不能承认这个事实，只是
顽固地拒绝作进一步让步，采取政治高压手段，严禁一切政治反对派活动。如果说
改革可以或多或少地缓和阶级矛盾，防止或延缓革命的话，那么拒绝改革则必然诱
发革命，加速革命的爆发。因此在1917年2　月，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再度爆发。仅仅5　天时间，统治俄国三百多年之久的沙皇专制制度轰然崩溃。
《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基普写道：以至于“当人们将1917年的
事件和法国大革命或清教徒革命对比一下，他们吃惊地发现，前两次革命中曾费了
好多年才解决的冲突和争议，通统被压缩在俄国发生剧变的头一个星期内解决了。”
革命以其特有的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历史性跃动，俄国历史翻开了崭
新的一页。在肯定改革是促进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常态形式的同时，必须承认革命是
推动俄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方式。
改革与革命是现代化道路中二者择一的方式，因为它们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英
国走的是渐进改革式道路，率先完成了现代化；法国走的激进革命式的道路，也较
早地完成了现代化，这两种类型的现代化作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基本范式为
后人称道。有没有第三种范式呢？俄国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