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亚文化》第78章

站在文化建构论的立场，福柯指出，同性恋不是一种既存的欲望形式的名称，而是“一种被欲望着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成为同性恋者而不是坚持承认我们是同性恋者。”“做一个同性恋者就是进入一种过程之中……关键不是去做一个同性恋者而是一个持续不断地成为同性恋者的过程……将自己投入这样一中状态，人在其中做出性的选择，这些选择将影响我们生活的面貌……这些性的选择应当同时又是生活方式的创造源泉。做一个同性恋者预示着这些选择将贯穿全部生活，它也是拒绝现有生活模式的某种方式，它使性的选择成为改变生存状态的动力。”（转引自Halperin，77…79）
酷儿理论认为，同性恋不是某些人突然发现自己所拥有的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存在方式，通过定实践重新定义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做什么事，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更加快乐。这就形成了美学的现代方式。福柯对我们的建议是：不应把同性恋当作偶然显露出来的关于我们自身欲望的陷密事实，而是应当自问：〃通过同性恋，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被建立，被发明，被扩展，被调整……问题不在于发现关于自身的性的真实情况，而在于从此刻开始，利用自己的性能力去获得关系类型的多样性。〃（Halperin，78）
如果说同性恋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对快乐的一种追求，那么同性恋就不再是一种性别身份，而仅仅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作出的后天的、有意的选择。于是，同性恋就不再像过去人们所一向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将“正常的人”从异性恋拉走的“拉力”，而是一种使所谓的“正常人”选择同性恋关系、同性恋行为、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推力〃。而这种选择极有可能完全没有性倾向的依据。对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有意选择可以出于超越传统的性别角色的愿望，可以出于避免结婚的愿望，或者是出于保持一种有异于常人的身份的愿望。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批选择以同性恋身份安排自己生活的人。
在同性恋问题之外，福柯还从文化建构论的立场出发，深刻论述了他对性行为的一贯立场：“性行为不是像人们惯常以为的那样是一种天定的（superimposition）的东西，它一方面是从天生本能产生欲望，另一方面是由允许或禁止的法律来规定我们柯以或不可以做什么的东西。性行为要远远超出这个。当人们做这件事时是有意识的，　是人为的经验，是人将某种价值赋予了它。在这一意义上，我想‘gay’这一概念作出了正面的（而不是纯粹反面的）贡献，它对这一类型的意识其中包括感情、爱、欲望、性关系具有正面的意义。”在他看来：“即使是在本性的层次，同性恋这一概念也没什么意义。……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不够格的分类。……也许可以用‘快乐风格（gay　style）’概念，或至少有一种企图，想创造某种存在的方式，一种生存的形式或生活艺术，或许可以被称为‘快乐（gay）’。”（Foucault，1988，287，292）我们认为福柯的思想中蕴含着一种极为自由奔放、极具颠覆性的力量。在他看来，性活动就是人类追求快乐的一种活动，因此，与其将人们划分为同性恋和异性恋两大类，还不如将他们划分为快乐风格和痛苦风格两大类。如果人们都能像大师福柯这样来看待性欲问题，这个问题将变得多么轻松，又将具有多么正面的价值！
同性恋现象对人类的第二个启示是对性别角色认同的挑战。世界进入90年代以来，　超越性别（transgender）角色的风气愈演愈烈，渐成气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的现代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理论和各种超越性别角色的个人与人群的实践。
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像其他问题上的本质主义一样，总是倾向于将事情作绝对的两分，例如：异性恋与同性恋，黑人与白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等等。许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非常反对这种两分的观点。例如罗兰·巴待（Roland　Barthes）就持鲜明的反两分立场。　从这种〃两分监狱〃（binary prison）中使自由成为对性政治感兴趣的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奋斗目标。（Moore，in Chapman　et　al，167）
酷儿理论认为，同性恋的传媒形象影响了异性恋男性，使他们也学会了将男性当作欲望对象来看待。结果男性像女性一样也客体他了，这就创造出了一种平等的气氛。西方出现了一种与传统男性阳刚形象大相径庭的所谓“新男性”（new　man），他们在大街上抱着孩子，他们接送孩子上学校，他们到商店购物，他们参加妻子的产前训练班，他们是80年代的男性形象，是对传统性角色观念中阳刚的硬汉形象的反叛。旧式的男性对所有的女性气质避之唯恐不及，而新男性则热情地接受了女性的角色和特征。他们与女性分担家务，分享社交和性的快乐，甚至接受了作为性客体（sexual　object）　的角色。有人因此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男性是一个正在削弱的性别，他们正在日益变得女性化，丧失了传统性别角色中所包含的权力。
比同性恋和“新男性”更为极端而彻底的是异装行为的风行（例子有英国的乔治小子和美国的麦克·杰克逊），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对两分的简单概念的挑战，是对‘男性’和‘女性’这种分类法的质疑。以同样方式，70年代活跃的同性恋群体也打破了异性恋自然秩序的观念。”（Weeks，in　Paker　et　al，48）
同性恋现象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启示是鼓励所有被权力和主流文化边缘化的人们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提出的挑战，其实质是对福柯所描述的弥漫性的权力的挑战。
酷儿理论认为，19世纪以来对人的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的表面看去是中立的描述，其实却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游戏，统治与屈从的游戏，这一游戏将同性恋经验少数化，用一种新的有效的模式将异性恋权力巩固化。同性恋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种固定的具有异常性倾向的少数派群体，就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是话语权争夺的结果。
60年代以来的同性恋运动可以被解释为对当代世界中一促主体形成形式的反叛，是对既存权力结构的挑战，对于把个人定义为某种特殊身份、固定在某种社会地位上这种作法的挑战。60年代和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为性领域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其中最明显变化就是放松了对同性恋的禁忌。其他变化还包括：第一，对女性性欲的接受；第二，反生殖哲学的发展，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生殖，而是快乐；第三，对人灶性行为的多种可能性的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第四，对新的性形式的有组织的宣传。虽然一直有许多个人在实践各种各样的性行为，有组织的群体行为却是最新出现的，如从德国发起的天体运动　（nudism）　；　有组织的同性恋活动等。（Bullough，　677…683）尽管早在1980年，艾滋病引起普遍关注之前，就有右翼道德主义者说：我们将看到道德秩序的回归和胜利，左翼对权力的挑战势头依然强劲。
在1981年的一次采访中，　福柯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同性恋是这样一个历史机遇，即开发新的关系和情感潜力的历史机遇，它不是来自同性恋的内在性质，而是来自同性恋所处的‘非中心’地位，来自同性恋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交叉线，它使得这一潜力的实现成为可能。”（转引自Halperin，67）同性恋这种处于〃非中心〃地位的思潮对于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意义在福柯看来是开阔了人类的眼界，　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一种将会打破几千年来一夫一妻制传统的新的生活方式。
福柯在1977年曾这样论述过同性恋解放运动：“今天，一个运动正在形成，在我看来，　这个运动不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迷失在其中的‘更多的性’和‘更多的关于性的真理’的潮流的逆转，是快乐、关系、共存、依恋、爱情和精神强度的其他形式的创建——我不说是‘重新发现’。”（转引自Halperin，78）尽管福柯说过：“我的著作与同性恋解放运动无关。”（转引自Halperin，31）但有人提出，在30年代，工会运动活跃分子的衣袋里揣的是一本《共产党宣言》；60年代反战运动的活跃分子揣的是《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艾滋病时代的政治活跃分子揣的则是福柯的《性史，第一卷》。（Ha：perin，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