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47章


在古希腊神话中,“希望”是潘多拉的盒子里最后一件东西,而德国哲学家布洛赫提出“希望哲学”,他认为“‘希望’不仅是人的一种意识特征,而且也是一种本体论现象。人的本质同希望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希望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人类需要,是‘人的本质的结构’”。而在我们这里,“希望”在被励志杂志矮化、被现实侵蚀后,已经令我们羞于提及了,我们全然忽略了,那可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最本质需要。
是的,在命运的赛场上,我们的排名太靠后了,我们不曾得到额外的眷顾,我们出征的衣服,远没有别人奢华,我们的希望太小了,但我们依旧得紧紧怀揣它,像捧着并无第二的珍宝,不敢有丝毫懈怠。
小城告急
《立春》二零零八年
因为《小武》、《站台》、《幽媾》、《孔雀》的持续加温,2005年前后,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小城镇题材电影热潮,主题多半是小城的衰败和青年人的离去和归来,到了《立春》,这股潮流戛然而止,首先,对过分哀愁的影像,观众难得有持续的兴趣,再则是因为不和谐,多少有点像是对大城市的声声控诉。
不过,传统小城镇的衰败是大势所趋,就连美国这样曾经以小城镇为傲的国家也一样。而当初这类小城镇可真是风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里,祖母带着埃伦蒂拉每到一个地方扎起帐篷卖淫,那里渐渐就有了驼队、集市,甚至有了邮差。当然这是小说的夸张,但最早的小镇的产生恐怕也不过如此,只要有个由头,只要有个人兴致勃勃地在有水有路口的地方造个房子,养几头牛,慢慢就成了小镇,再给总督交个申请,取得“章程”,就有了合法地位,《草原上的小屋》、《不可饶恕》和大量西部片中的小镇,多半是这样形成的。
小城镇缓解了国家的压榨,阻挡了更强大权力的直接介入,让卑微的个人有了个可供遮蔽喘息的地方,是美国人记忆里最沉闷却最温情的故乡。所以,时至今日,美国总人口的一半还是住在人口不到一万人的小城镇或农村。但这个建立小镇的“由头”渐渐就抵挡不住更合理更科学更诱人的城市设置,加上日久天长资源枯竭(例如令柯特·柯本出走的矿区小城),年轻人纷纷到大城市去寻找机会,小城镇的人口便急剧下降,甚至成了空城鬼城。此消便有彼长,小镇在没落,新的城区也在茁壮成长,但多半是大城市延伸出来的居民区卫星城,和从前的小城镇是两回事。《海角七号》中的年轻人对台北出声叫骂,大概就是基于这种被压制和被消灭的愤慨。
这类传统小城镇为挽住余留的风华,延缓日渐衰败的命运,让时代巨轮的碾压来晚一点再晚一点,不得不出尽百宝。旅游、林木、矿产资源未枯竭的小镇还好点,没资源又不占地理优势的,不得不努力制造特色,或者卖古董,或者把房子统一建造成古怪的样式,或者捏造个节日,居民疯疯癫癫装神弄鬼,或者雇用经济发展顾问四出游说,吸引投资,让大点的公司企业来安营扎寨。但终归,还是颓势难挡。
斯蒂芬·金最擅长写这类小城镇,对这类小城镇又爱又恨,他的小说《撒冷镇》是吸血鬼题材,煞有介事地提供了一组数据,某某小镇哪一年有多少人,过了没几年,人数急剧减少,成了多少人,某某小镇也是这样,等等。他书中的解释,这些失踪人口统统是被吸血鬼给干掉了,但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上,他的用意可真明显。
环球同此炎凉,大城市的扩张和小城镇的没落,并没因为失去电影的表现就停下步伐,我的家乡小城,就正在变成一个卫星城,而每逢年节,对那些还能“回家”和“归乡”的人,我也总是怀有一丝艳羡。
年华哀歌
玛丽莲·梦露和比利·怀尔德
接连看过几部雷蒙德·钱德勒的侦探小说后,倒对比利·怀尔德重新发生了兴趣,作为编剧的雷蒙德·钱德勒,曾和比利·怀尔德有过合作,他们的风格想必有交叠的地方,喜欢这位,多半会喜欢那位——阅读和观影乃至交友的领域,就是这么延伸出来的,于是把怀尔德的老片子一部部找来看,《双重保险》、《日落大道》。。但最后最喜欢的,倒是他晚年(1978年)不那么著名的一部作品《费多拉》。
一个好莱坞制片人,老了,想做最后一搏,辛苦地将《安娜·卡列尼娜》改编为剧本,不远万里去找退隐的女明星费多拉来主演——她缔造了一项“费多拉神话”,四十年容颜不老,并在巅峰时期突然退隐。他在她隐居的小岛上见到了她,发现她青春依旧,却被一个阴沉可怖的伯爵夫人和管家控制着,毫无自由,他试图协助她逃离,未果,随后却听到了她最后的消息:她以安娜·卡列尼娜的方式,奔向了疾驰的火车。但葬礼上,他所知道的真相却更令人震惊,伯爵夫人才是真正的费多拉,她当年整容失败,便唤来自己的私生女假扮自己,继续演出及领取奥斯卡奖,岂料女儿却爱上比费多拉矮了一辈的男演员,要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及身份,费多拉于是将女儿禁锢起来,以便让自己的神话继续。
是个替身寻找迷失的身份的故事,是女人对青春的流逝如何惧怕的故事。年华老去既已无可挽回,找个年轻人以年轻的面貌替自己活着也好,她活着,就是自己活着,她的年轻,就是自己的年轻,何况那人还是自己的女儿,有先天的方便和伦理上的理所当然——多少人要孩子不过为的是延续自己的DNA,去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一切。而女儿热切地接下这场演出,开始是出于对母亲的爱和怜惜,尽管代价是让自我身份进入沉睡状态,但爱情却来了,像是吻向睡美人的那个吻,让她醒了过来,她迫切需要找回自己原来的身份,以便继续活下去,继续去爱。但最后她却悲哀地发现,要还回这个深入骨髓的身份,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承载这个神话身份的身体死亡。于是女儿死了,母亲一周后也死了——她的镜像和她已经成了一回事,你死,便是我亡。
比利·怀尔德并非第一次对这样的题材发生兴趣,《日落大道》中,那个年华老去的女演员,就是另一个费多拉,她未必是当真贪恋那个落魄男编剧的身体,她只是要在他那里找回青春还在、荣耀不改的幻象。
《费多拉》让我玩味再三。老派的编剧导演和老派的畅销小说家,似乎都有这个本事,把故事写得异常结实细密,连留给观者的余味都是精确的,西德尼·谢尔顿、约翰·格里森姆、格雷厄姆·格林。。名单可以无限地列下去,当然,也许是时间进行了筛选,把值得留下的,都留下了,给我们看到。
《其后》和《小城之春》
《其后》一九八五年
森田芳光的电影《其后》在二十年后被重新挖掘出来,众多文人功不可没,陈果、张曼娟、黄碧云、乔纳森,他们的夸赞近乎夸张,陈果“欢喜到叫人去日本录梅林茂的音乐回来听”,黄碧云写了同名的小说,乔纳森看《其后》看到“手足无措,满心委屈”。
尤其迈克,毫不避讳他的喜爱,在《逝去的清香》里他说:“初看经已神魂颠倒,那么细致的情感,那么美丽的镜头,雕琢而不失神韵,清澈明亮,有如晶莹的水底下黑黝的石卵,沉重是沉重,但被水磨得滑净玲珑,看着不觉哀伤,只感到平静。”在《此情可待》里他说:“要为《其后》于历史上定位,大概可以在费穆的《小城之春》和杜鲁福的《祖与占》旁边找到适宜的空间,而且谁也没有抬举谁。”
夏目漱石的小说原作我没有看到,但电影《其后》如果要跟《小城之春》放在一起,还是有点力不从心,它和它,是夏花和秋叶的区别,尽管它们一样借助“嫂夫人情意结”铺陈故事,一样慢悠悠,一举一动都似乎带着重量,话语和话语的中间,空气中有什么在震动着翅膀,嗡嗡响,但《其后》还是太满了,哀伤、挣扎、镜头特意交代那些用了心的细节,以及看得见的寓意,什么都不缺,什么都太充实,也就到此为止,就连院子里那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乌鸦的叫声,也不够寥落,听不出什么意思。它的气质是柔和的、丰腴的、隐隐喜悦的,倒像剧中两个人一次再次拿出来的白百合花(用来说明他们的克制和联系都是同样强烈),虽然是垂着头开着,但什么都知道。
费穆的《小城之春》却是俭省到萧瑟的,给我的感觉,像很久以前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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