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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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编剧帕梅拉·道格拉斯认为,电视网的运作方式,就是“按照旅鼠的模式来运作的——一同时奔向悬崖,大多数坠落下去”。
她所指的,是所有电视人都会在五月奔向纽约推销剧本,因为大部分电视节目都在那里制作,而五月是系列剧的征求时间。电视网会从五百个推销剧目中,选出一百个试播剧本,再从中制成二十个试播剧,其后售出比较像样的五个系列剧,最终有一个新剧获得成功并得到重播。就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比如《绝望主妇》、《越狱》后面,都有至少一百部剧本的尸骨。
但我们的电影电视领域,有另一种旅鼠行动——旅鼠一般涌向同一题材,旅鼠一般涌向同一热点,然后等待大多数坠落,小部分留下来。
有段时间,旅鼠行动的目标,是老上海题材。从《红玫瑰白玫瑰》到《茉莉花开》,从《人约黄昏》到《长恨歌》,从《情深深雨》到《一江春水向东流》到《倾城之恋》,老上海题材成了新时代的老三篇,专事堆积陈腐的标牌与符号,编导只需找几处狭窄昏暗的弄堂间、华丽死寂的洋房,涂几面暗花的墙壁,搭几条妖冶的霓虹,请几位幸存的老裁缝缝几身旗袍,背景里咿咿呀呀地点缀几首周璇、白光的歌(不是《夜上海》就是《蔷薇处处开》),再聘几位女演员,从黄包车上把腿款款地伸下来,再伸下来,或者向着貌似倜傥的男演员(为示严谨慎重,还要在新片发布会上不断重申,那时候的西装,是不签边的)把身子靠上去,再靠上去,就酝酿出了上海传奇。
主人公身份也十分单一,不外歌女、舞女、交际花、女明星、女特工、姨太太这几项,似乎全上海只剩下这几个岗位,上海女人只剩下沦落风尘这一条路可以走,而充斥着歌女舞女和姨太太的上海,在麻将桌和舞厅灯光里暗下去,暗下去,渐渐暗成了一座独立于时代之外的鬼域,在老唱机尖利的歌声里,上演着脱离现实的怪异传奇,偶然弄几声炮响在窗外,算作对那个大时代的一点交代。
又有段时间,旅鼠们统一涌向古装武侠剧,然后是军旅题材,然后是婚恋题材,现在则步伐整齐地涌向谍战片。造成的结果就是,只要打开电视,某一个频道,是染了黄头发的大侠和插着鸡毛的侠女在横店的街道上行走,就可以想见,下一个频道,必然有大侠在一片竹林里咬牙切齿地发功,如果一个频道里有女特务在发电报,所有的频道里,都有假装很严肃的电报员,在接受重庆方面的电报。
旅鼠模式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跟随大多数人的行动,是最省心的、最有安全感的,但糟糕的是,结局往往是“大多数坠落下去”,我们最精英的电视人和影人,也严格遵循着这种模式,扎堆奔向悬崖,用多数人的毁灭烘托着极少数人的成功。
他们太像了
《蜜月杀手》一九六九年
凡是“雌雄大盗”电影里,都有相似的一幕,绝非善男信女的两个人,乍一见面,就如天雷勾动地火,四只眼睛卜卜地放出火星来,下一分钟,他们已经搭上同一辆车,绝尘而去了。
不解,女主人公玛莎·贝克给杂志上的交友信箱写信,认识了一个在纽约生活的西班牙男人,邀请他来家里做客,并且立刻爱上了他,她三下五除二辞掉工作,把她的妈妈丢在家里,任由她哭倒在床上,大步走出房门,和这个男人去迎接新生活,后来她知道这个男人是个通过交友信箱猎取目标,并骗取单身女人钱财的骗子,但是她没有一分钟的犹豫,立刻和他装扮成姐弟俩,帮他出谋划策,行凶杀人。
翻拍自《蜜月杀手》的《深深的猩红》也是这样,《邦妮和克莱德》、《天生杀人狂》里的一对男女,也完全没有经过试探、周旋、了解、感情升温这些常人必经的过程,乍见面就如瞌睡遇到枕头,没费什么周折就结下生死盟约,立刻就上路为非作歹。就像周耀辉作词的《皇后大盗》所唱的那样:“路中他紧紧挽她手臂,尽把过去以后都不理。。路边响起声声的厮杀,在追逼一双珠宝窃贼。。路中他轻轻亲她的脸,又给她戴上珍珠冠冕。”
他们此后的所作所为,可以解释他们这种秒杀式爱情的由来,他们太像了。他们境况相同,性格同样冷酷、凶残,同样身怀一种非同寻常的敏锐,可以轻易辨别出同类,轻易嗅出眼前这人是另一个自己,他们之所以能对彼此忠诚,也是因为,那如同对自己忠诚。
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里的亮司与雪穗,也是这么一对。在警探眼中,他们就像“枪虾和虎虾鱼”一样,永远结伴出现,共生共依,不惜为对方犯下种种罪孽,却也完全容忍对方的背叛、疏远,亮司在雪穗预备用婚姻改变命运时,也毫无妒意地施以帮助。
未必是爱情,但却有可能比爱情更强烈,因为,人找的其实都是另一个自己,不一定是现实中的自己,而是想象中的自己,比自己强,比自己像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变种。胡兰成决定去找张爱玲,并打算让“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张爱玲借小说中人说出,他们是“虎与伥的关系”,大概也是基于这种相像——张对亲人的疏离和胡对情人的凉薄,从根子上是一回事。《呼啸山庄》里,凯瑟琳向纳莉倾诉她对希斯克利夫的爱从何而来的那段话,是这种心理的最经典写照:“纳莉,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就是我自身的存在。”“我爱他可不是因为他长得俊俏,纳莉,而是因为他比我更是我自个儿。”
维护这种相像,只有一个办法。《深深的猩红》的导演利普斯坦这样说:“事实上,这对情侣每次行凶都是一种痛苦的牺牲,把他们的社会成见一一否定,抛弃一切,从而迈向终点,使两人真正地溶成一体。”而那个终点,是死亡。
五十英尺高的女人
《五十英尺高的女人》一九五八年《上海之夜》里,刚出道没多久、只有十八岁的李丽珍,扮演了一个被唤做鸡仔凤的小丫鬟,这个角色的最大特点是“小”。
不只是年龄上的“小”,也不是气质上的“娇小”,而是实实在在的“小”,微小、弱小、不起眼的小。尽管她的身高是一米六五,张艾嘉和叶倩文的身高也不过是一米六五和一米七零,可从视觉效果上看,她比担任主角的张艾嘉和叶倩文小了足足有两圈甚至更多,甚至有发育不良的嫌疑,几乎接近了唐代仕女画中的贵妇和丫鬟在身形上的那种差异。尽管,现实中的她们身材差别不大,但她们各自的角色决定了,她们出现在画面中时,要有大小之分、主次之别。谁大谁小,等级森严。
要造成这种效果,手法也很简单,区别只在于,是穿高跟鞋还是穿平底布鞋,是穿华丽耀眼的旗袍还是穿碎花小褂,是梳高耸的发髻还是扎羊角小辫,最主要的,是占据画面的比例,经常被镜头眷顾,多给特写,自然显得“大”,经常在角落里,自然显得小。
李丽珍是逐渐使自己变“大”的。在1992年之前,分派给她的角色,都是娇小的小女孩小女友,在银幕上毫不起眼,直到1993年,她在威尼斯拍了写真集又拍了三级片《不扣钮的女孩》、《蜜桃成熟时》,成为绝对的主角之后,我们才陡然发现,她也可以显得很“大”,而且身材也很丰满。是大是小,全看距离镜头的远近。
所有人的奋斗史,其实都可以缩略成一部影像史,一个人的上升史,完全可以用在影像中的变化来标记:一、在影像中的位置。二、占据画面比例的大小。1958年的美国科幻片《五十英尺高的女人》里,女主人公的丈夫是花花公子,父亲是奸商,她则是夹缝中的可怜虫,但她却在被飞碟射线照射过之后,成为一个五十英尺高的女巨人,从而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能力。这里的“五十英尺”,其实也可以视为隐喻,人必须在变“大”之后,才能获得某种权力,而获得权力,也可以使人变“大”。影像中的“大”,其实就是这种权力的“大”和“小”的具体化。
造就偶像的关键,也在于不断提供足够大的影像产品,将群众催眠,大特写固然必不可少,大幅照片更是必备之物,除此之外,还得辅以各种娱乐产品和八卦消息,为他们的被关注提供佐证。一个人,只要相貌在水平线上,智力谈吐不过分失格,就有成为偶像的潜质,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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