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张床》第69章

“死心眼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只要不作奸犯科，不有损党格国格人格，只要不是一场交易，都是正当的。”我是不把她推进火坑不罢手了。
温雅思忖一会，勉强认可了我的看法。根据温雅的倾向和我的综合分析，我建议她和那个三十五岁的澳大利亚某公司驻华高管陈买办交往。其实温雅决赛那天，这人也在场，就上场献花的那位。他是惟一保证让温雅出国后读书的，这点很让温雅动心。
“其他的基本拿我当花瓶，受不了。”温雅忿忿地说，“有两个居然想包养我，气死我了。知道我为啥喜欢和你交往吗，你从来不和我谈钱谈时尚呀穿戴啥的。”
“我想谈也没话题，我多土啊。”
“那就这么定了，先接触接触，改天我带他见见你。”温雅一付如释重负的样子，又劝诫我，“这下我马上有男朋友了，你也得赶快啊。”
“这事还能拔苗助长吗？”我苦笑。温雅摸摸我的脸颊，握着我的手，很严肃地说：“我说的是真的。像我们这样的北漂，要不有个伴，病倒在哪个房间里死在哪个犄角旮旯都没人管，我们附近小区里就有个女孩死在屋里几个月才发现，都腐烂了，吓死人了。”
不同的孤魂野鬼都有着共同的情感软肋，她的话触动了我。我哀伤片刻，强打精神，凑过去说：“是啊，我的确该有个女人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过，今晚我就不走啦。”
“去你的，讨厌。”温雅笑骂，“最后一晚啊，这是你把我推到别人怀抱去的，别后悔啊。”
“后悔了我就上景山找吊死崇祯皇帝的那棵歪脖子老树去。”我起身走向厨房，“这最后的晚餐，还是我来掌勺吧。”
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就像失控的野马，在混沌的天空恣意驰骋。每一个卡路里都释放出来，每一滴欲望的荷尔蒙都被压榨殆尽，直到麻木不仁。
凌晨，我被窗前槐树上啾啾啁啁的鸟雀吵醒。一束蛋黄一样的逆光透过窗户投射进来，我们光滑咸湿的身体，如同银幕一样映射出鸟雀跳跃的影子，啄米般雕琢着我们平坦的小腹。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对不知名的色彩斑斓的鸟儿在衔枝含羽建家筑园，干得热火朝天，欢天喜地。不禁顾雀自怜。
忽觉腰酸背痛腹中空。为了不惊醒温雅，我花了十多分钟，才轻轻褪去她如锁子一样钳住我的手和脚。终于没惊醒她，我挣扎着悄悄下地。洗漱，去厨房为她做了丰盛的早餐，蹑手蹑脚地放到她房间的写字台上。我坐在床边、站在门口凝视安详的睡美人好一阵，终于轻抚一行暗涌的浊泪，无声无息而去。我拖着灌满了铅似的双腿爬上105路电车，一路上泪眼朦胧无限哀伤，喋喋不休地自责：“地球上有我这样的傻逼吗？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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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买办也是江南人士，澳洲的灿烂阳光将他晒成一尊健康的青铜器。他文质彬彬，干干净净，衣冠楚楚——袖口上的商标没保留——属于一表人材功成名就的流氓。他比我大几岁，和我海拔相当，横向发展更有优势，但和温雅比起来基础仍然非常薄弱。陈先生钱多人不傻，不装逼，小声说话，也很少插入弱智的英语词汇，倒是我的阴暗心理促使我时不时情不自禁地冒几个生僻词汇出来装大个。
陈买办和我对饮红酒或日本清酒，小杯喝酒，浅尝辄止，满脸通红。他点菜一律小盘小份，看起来既丰富奢华，还不浪费一分钱。不愧是买办，挺会过日子。把温雅许给他，我也放心了。尤其令我赞赏的是他频频给我敬酒，还用感激的口吻说：“你对温雅帮助不少啊。”
“哪里哪里，我做好事向来是扶上床——不对——扶上马，送一程，还不留痕迹。”我醉醺醺地说，“你运气比我好，你钱包比我大，份量比我重，路子比我多，见识比我广，血压比我高。”
“哪里哪里，只有最后一条是真的。”买办陈谦让着，“我这人啊，属猪，傻人傻福。”
温雅敬我一杯，归纳道：“这就叫人生的荒谬，你说对吗，作家哥哥。”
“对荒谬的荒谬就正常啦。”我郑重地点了点头，嘟哝道，“美女基本配了野兽。”
“野兽”半是呻吟半是哭笑，终于嘣出了：“Humor啊Humor！（幽默啊幽默！）”
看着他们手牵手离去的背影，我悲喜交加无法自控，当街抽了自己几个响亮的耳光，几旁人吓得夺路而逃。
两个月后陈买办了离婚，半年后，温雅带着身孕跟他去了澳洲。我怀着不可名状的心情，和康妮在内的几个朋友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陈买办办理登机手续时，温雅塞给我一封薄薄的信，让我回家再看。回城的车上，我禁不住打开信封，是一张五千块的现金支票。我强忍悲痛而不能，泪腺如一只虫子蠕动，瞬间噙满了泪腺分泌物，眼前一片迷濛。康妮奚落我：“看着挺惆怅啊，如丧什么来着？——你没事吧？”
“咋说话呢？”我揉揉眼睛，故作镇静，“刚才我眼睛里飘进了一粒沙子，一阵不明真相的风将一粒不明真相的沙子吹进了我不明真相的眼睛。”
“是吗？”康妮就像背台词一样逗乐，“风！妖风！”
第25章
1
据李皓说，他在北京谈过惟一一次恋爱。那个刚烈的内蒙女子，让他还未破处便饱尝“家庭暴力”，不到两个月他便逃之夭夭，换工作，连手机号也换了。这事儿没任何旁证，根据他的一贯为人，我信了他。在其后整整六七年时间里，除了出于礼仪的握手、公交工具里身不由己的隔着裤子意淫以及那个强买强卖的“霹雳娇娃”，他连女人的手都没再摸一下。这事也没旁证，也姑且信他。李皓曾尝试找一个北京工人阶级的女儿做老婆，可是这年头，别说工人阶级的女儿，就是农民阶级的女儿都把目标对准了资产阶级或买办阶级啦。李皓的终身大事就这么一直耗着。
李皓的家人不答应了，他老爹无数次唠叨，李家的香火不能断在他这一代上。多次唠叨无效后，忍无可忍的家人发动了一切能够发动的关系为这个三十来岁的独子介绍对象。以前他们向别人推销儿子时总说：“我儿子在北京工作，火车来火车去。”
别人当场拒签：“咱村在北京修房子的建地铁的当保姆的做小姐的一大把，都火车来火车去。”
自从李皓到那个联合国涉华项目做翻译后，他们说话的口气完全不同了：“我儿子在联合国工作，给外国专家当翻译官，飞机来飞机去。”
这句话很短，但几个关键词的能量就像齐天大圣的咒符一样将他们镇住了。很快，李皓家比村长乡长家都热络。老两口选来选去，择优录取了二十七岁的镇医院医生邱杏花——既能生娃，还能挣钱，还能给家人治病，一本万利。邱杏花积了十天假来京，名为旅游实为“验货”来了。我和杨星辰责无旁贷地充当起陪客兼说客角色。
李皓精心倒饬（注：倒饬，北京方言，指修饰，乔装打扮，下同。）一番，让杨星辰开着他的“马自达”去西客站接人。我上车时提醒杨星辰：“记住，这是李皓单位的车，你只是个同学兼车夫。”
“放心吧，咱是联合国牌照，牛逼大了。”杨星辰发动引擎。李皓纠正：“别胡说，联合国和领事馆的车都是黑色牌照，连外企都是。”
我们举着牌子在出口等，几乎到人流最后，才有一个戴眼镜大背包的娇小女子从一个背角汗流浃背怯生生地走过来说：“我是邱杏花。”
赶紧扛包的扛包，递水的递水。小镇长大的邱杏花看上去颇为清秀和质朴，和李皓搁一块，顿成美女和野兽之势。李皓手足失措语无伦次，要不是今天戴着隐形眼镜，眼珠子就掉下来啦。一上车，杨星辰来了个火力侦察：“小邱第一次来北京吗？”
“嗯。”
“那咱先去全国人民都向往的地方。”李皓发出指示，杨星辰唯唯诺诺：“喳——”
我故作担忧地问李皓：“快下班了，单位还用车吗？”
李皓大咧咧地：“没事儿，外国专家出差还没回来，今儿个这车就归我啦。”
杨星辰对副驾座上的我挤挤眼睛，嘀咕道：“还好专家明天就回来了。”
“马自达”驶过天宁寺桥，绕过西便门桥北上复兴门立交桥，然后转入西长安街向东直奔天安门而去。汽车在天安门绕了一圈，并深入前门大栅拉一带晃悠一圈，折回长安街，朝建国门四川驻京办而去。一路上，李皓以一个老北京的口气介绍着沿途著名街道和庞大建筑群：
“这就是电报大楼。”
“这是西单。”
“这是新华门，里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