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第77章

美元兑付中间价）。”
曹务平后来发狠，在母亲刘凤珠和父亲曹心立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有可能，他一定要把自己亲弟弟曹务成送到平川大牢里去好好休息几年。曹心立听后，一般情况下都不做声，有时，也骂曹务成两句，刘凤珠却吓得要死，一边央求小儿子不要再告，一边要大儿子别和自己弟弟计较。这个母亲在尽一切可能进行调解。
两个儿子不接受调解，全不买母亲的账。
小儿子说：“妈，我这是忍无可忍，你家曹市长要把我往死路上逼，连个饭碗都不给我了，我不告下去行么？他平川不受理，我告到省里去；省里不受理，我告到中央，告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我有最好的律师。”
大儿子说：“让他去告好了，我最多输掉这场官司。可你家那个宝贝儿子还想不想在平川呆下去？我还就不信我日后收拾不了你家这个小无赖！”
做母亲的刘凤珠气死了，骂过小儿子，又骂大儿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你们还认不认我这个妈了？开口闭口‘你家’、‘你家’。你们都只有一个家，都只有一个妈！”
小儿子说：“妈，看在您老的份上，要我不告你家曹市长也行，但有个条件，他马上给我的公司注册，再给我赔礼道歉，精神损失赔偿费我也就不提了。”
大儿子说：“休想！我宁愿公开输掉这场官司，也不给你家这个小无赖注册新的骗人公司，更不会去道歉！妈，你看看我们胜利煤矿的工人同志们过的什么日子，再看看你家小无赖过的什么日子，也就能理解我的心情了！”
每到这时候，曹心立总会叹着气说：“老太婆，我看你就别管他们的事了。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他们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不会为了你的眼泪就在各自的立场上让步的。尤其是务平。你别说我又偏袒他，官官相护。他多难呀，当着常务副市长，还兼着市委副书记，管着全市那么一大摊子工作，市里那么多不景气的厂矿都要他过问，这个不争气的混账东西竟还要告他，也是太不像话了！我看呀，务成这坏小子真到大牢里去休息几年，让务平安心工作也真不是坏事哩。”
刘凤珠实在没有办法，嗣后也就不大去管两个儿子的事了。……
这时，曹务平手中的事情真是多极了。八县市的1100里市县公路已在吴明雄的主持下上了马，虽说市委、市政府有专门的班子负责，可作为常务副市长，要曹务平一天到晚参与协调处理的事并不少。市里的总体经济走出了低谷，但开不上工资的厂矿仍有不少。像胜利煤矿，虽说不吃大食堂了，可仍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工资发60％，有时发80％，几乎从来没发过全工资。
胜利煤矿这个老大难单位，是曹务平代表市委、市政府亲自蹲点抓的。和弟弟曹务成的官司即将开打时，曹务平正在酝酿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整个衰败的胜利矿由平川市划给民郊县，全矿一体实施联采，让河西村庄群义的万山集团名正言顺地和矿方携手，以乡镇企业的办法管理经营整个煤矿，以期走出绝境。
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这个改革方案时，曹务平胸有成竹地说：“这一步已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晚走不如早走，被迫走不如主动走。河西村万山集团和胜利矿三年多的联采试点证明，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不但用不着吃财政补贴，矿产资源税还可以收上来，联采队的工人也可以拿到全额工资奖金，是于国、于民、于企业都有好处的事情。估计不应该有太大的阻力。修环城路时，我到胜利矿的施工队调查过，吃大锅饭和不吃大锅饭就是不一样。当把施工队500人的铁饭碗端掉，安全按农民包工队伍一样管理时，这支队伍表现出的素质是全路最优秀的！他们的拼命精神让现场总指挥严长琪同志感动得落了泪。”
根据曹务平的方案，胜利煤矿从1996年1月起，全部固定资产和8500名职工划归民郊县，由民郊县委、县政府具体负责组织该矿和万山集团的全面联合。离退休人员由民郊县负责，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真正做到老有所养。其他的在职人员，保留全民身份不变，保留档案工资，离退休时照常享受国家规定的全民待遇，但在在职工作期间，一律实行真正的合同制。
曹务平把试点方案一介绍完，市长束华如就第一个表态说：“这个方案比较圆满，看得出，务平同志为此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很符合胜利煤矿的实际。但我要提醒一点，那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胜利矿怎么说也还是个县团级单位，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为了顺利实施务平同志的改革方案，我意可考虑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一、让胜利矿现矿长兼党委书记肖跃进兼民郊县委副书记，万山集团董事长庄群义兼县政协副主席或县人大副主任。这表明市委、市政府对胜利矿的行政级别不予降格。在这种前提下走这深化改革的一步，可能会减少一些阻力，至少是干部的阻力。”
吴明雄没急于表态，而是问曹务平：“你了解过没有？胜利矿的最大开采期还有多少年？在无煤可采的时候又怎么办？如果储量还很大，还能有较长的开采期，会不会造成国有资源的流失？”
曹务平说：“根据现存的地质资料看，按现在的开采速度，胜利矿所属煤田，最多还可开采七到十年，而且大都是深部薄煤层，不存在什么国有资源的流失问题。而有这七到十年的转轨时间，再加上和乡镇企业的全面合作，胜利矿劳动力从地下向地上的转移是可以完成的。”
吴明雄仍是犹豫，又提议说：“我看是不是这样：在本次常委会上先不要急于定，把改革试点方案再拿到市人大、市政协多听听意见好不好呢？胜利矿的事大家都比较了解，集思广益总没坏处嘛！”
曹务平有些不满了，说：“吴书记，我这可都是根据您和束市长的意思作了深入调查后拿出的意见呀！改革的阵痛有时不可避免，我也想了，可能会有人叫一阵子。但是，我们既然要胜利矿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就得使自己的神经坚强一点。”
吴明雄笑道：“好你个曹务平，倒怪我神经不坚强了！束市长提出的问题，你认真想过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消极影响确是不可低估嘛！把一个县团级煤矿划给县里，实施和乡镇企业的联合，这在全国都没有过，是大胆而富有想像力的，这种尝试的精神和大的路子是对的。但是，这毕竟触及了胜利煤矿干部群众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原有的体制。体制是个大问题，不能等同于水利上的以资代劳和修环城路时的市民捐款。出点钱，捐点款，就算他不情愿，也不过骂两句娘。而涉及到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搞不好他会和你拼命哩。”
曹务平不禁有些困惑，盯着吴明雄问：“吴书记，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胜利矿的改革试点就不搞了？”
吴明雄摇摇头说：“务平，我是建议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把我们的方案尽可能搞得圆满一些，不是说不搞。不改革，像胜利矿这种单位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只是，我们千万要记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搞任何改革，都不能以牺牲稳定为代价，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不流血的革命，演变成流血的动乱。”
这时，肖道清说话了。谁也没想到，这两年除了自己分管的计划生育和工青妇范围，对啥事都不表态的肖道清，这一次对曹务平的改革方案竟持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
肖道清说：“我看，务平同志的这个方案还是切实可行的。对胜利矿，大家都很清楚，除了痛下决心，进行这种断绝后路的彻底改革，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几年来，输血也输过，拨款也拨过，会开了无数次，办法想了无数个，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吴书记有些担心，怕出乱子，我倒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胜利矿的工人们这几年待岗待怕了，现在搞全面联采，有活干，有钱挣，工人同志们一般来说会心满意足的。就算万一闹出点意见，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煤矿嘛！还能闹出什么了不得的大名堂？！在这方面我就有过判断失误嘛。当年南水北调工地上，水长县13000民工停工，我以为要动乱了，可事实证明，根本没有什么动乱，陈忠阳同志一到场，马上处理掉了。”
吴明雄仍坚持说：“这不一样。当年水长是一时一事的突发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