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80章


这种率直的口气,与做《述志令》的曹操有几分相似。“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实在、从不打官腔,碰到有机会就说真话。“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有了这种对宇宙人生深刻的哲学洞察,才会有“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的自信与洒脱,才敢自我调侃给自己取个谥号。
左宗棠一生传奇的经历启示我们,人的一生,会遭遇无穷无尽的失败、挫折和沮丧。直面人生的丰富与复杂,扪心自问,我们会发现,纯之又纯的正能量事实在个人身上不存在。正能量往往来自负能量,负能量发挥得恰当,往往可以转化成正能量。
左宗棠在18岁那年,本有许多种可能。但长沙棚户区旧书摊的几本小书,偶然改变他的轨迹,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左宗棠所以能取得空前绝后的事功,在于他的个人性格、特质,包括他有意识地研究的“时务”,都暗合了晚清时代的需要。他生活在一个需要英雄、同时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
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只要有人将它发挥到极致,能够与时代需求合拍,都可以创造出左宗棠式的传奇。
这也是左宗棠留给今天我们的启迪。
左宗棠备受人争议的是他的个性。但如果抽掉了“婞直狷狭”,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差别就近了。正是这些个性、正气、真气、正负能量交相激荡,让“实干个性官员”这个极富色彩的政坛词汇,在今天有点生猛地逼进我们的视野。
2012年7月16日初稿写就
2013年1月18日第二稿改完
2013年8月9日第三稿改定
'1'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通俗讲就是“圈子社会”。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熟人社会”亦称“关系社会”、“后门社会”。它的特点:强调人治,不主张法治;办事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责、权、利的界线较为模糊;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务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社会空间越来越大,人们成为陌生人,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2' 于右任在《悼汉武帝陵》一诗评价:“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非在戍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3' 见《左宗棠家书》。他复信给与威宽勋同四子道:“吾前在湘幕,久专军事,为当道所忌。官相遂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吴县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潘盖得闻之郭筠仙也,筠仙与我交稍深,其与潘公所合,我亦不知作何语,却从不于我处道及只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谊岂近人所有哉?!惟戊午之岁,曾以召对之语示我。顷于箧中检得,记其大概以示汝曹。俾知文宗皇帝之求贤如渴,圣德度越古今,而汝父之感激驰驱,不容已也。”
'4' 湘阴文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几经兴废。现有建筑为清乾隆九年(1744年)重建,由“玉振金声”冲天坊、泮池、状元桥、太和元气坊、大城门、大成殿及厢房组成。湘阴的传统,考上举人、进士的读书人,都可以获得从状元桥上骑高头大马经过的荣耀,全县有声望的人都要来捧场,民众会挤满来围观。湘阴这种重文的传统,跟当地出过不少名人、伟人,有一定的关系。现在已经有点破败,2011年笔者前去观瞻,见到正在修缮。
'5' 左宗棠的两段原话是:“平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wǔ,抵触,不顺从)。然不强人就我,亦不枉书己徇人,视一切毁誉、爱憎,如聋瞽(gǔ,盲人)之不闻不睹,毕竟与我亦毫无增损也。”“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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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七年来,我数十次去到左宗棠故居。但前面几年,我一直没有动写左宗棠的想法。
每次走近左宗棠,我就想起一个老头子。
老头子生于1918年,20岁那年,他从台儿庄血战的死人堆里爬出来。1978年后,他跟人说起打日本:“台儿庄山下密密麻麻,我端起机枪在山上扫,也不晓得打死好多,反正鬼子一个都没上来了。”
我小时候喜欢养狗,7岁那年,冒险偷偷翻过10多座丘陵,差点将自己走丢了,才找到舅外婆家,捧回一条小黄狗。每天放学兴冲冲回家喂,但养不到3天,就只看到小狗尸体。
老头子一锄头甩过去,打死了。
据说,他正在地里干活,鞋子突然不见了,猜测肯定是被狗衔着玩,丢了。
老头子就是我的爷爷。从我懂事到成年,没敢跟爷爷正面谈一次话。
从战场如河血流中冲杀出来的人,他们的霹雳脾气,钢铁意志,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传神出来,我已经见识过了。
左宗棠说的没错,“主兵之人如秋官然,生气少,而杀气多。”
但了解左宗棠多了,他跟我爷爷不同。
爷爷的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30多岁已病死。抗战爆发后,日本侵入湖南衡阳,一把火将我风石堰的老家烧得片瓦不剩,姥姥带着爷爷三兄弟躲兵,逃到了今天的白地市。
迁徙客居偏僻异地,耕读传家连根拔断。爷爷大字不识,一介武夫,凭霹雳脾气,钢铁意志,在战火中屹存,繁衍出一大家族。
父亲从小在军人的铁血意志中成长。他写得一手好字,但因为爷爷是国民党,所以从小受压制。父亲后来学武,功夫过人。他先后做过石匠、农民、工头、商人。
父亲的力气与性格,有点像西楚霸王项羽。
我大约5岁起,就被父亲拉去地里干活,陆续做各种繁重的体力活。父亲爱看电视,说成龙拍电影,太浪费劳力了,放到农村干活,一个抵十个。
父亲这些观念,一度影响我到18岁。这种农民的本能,很接近战国墨子的“非乐、节用”思想。
我成为读书人,可能跟母系家族有关。外公家族,从性格到气质,完全相反,都是文化人。军人与文人家庭结合,我从先天遗传,到后天家教,接受的多是些对立的、相反的观念。
三代人下来,积累到我,家庭已经殷实,环境已经许可,条件可以读书。但湘南闭塞,山重水复,要走出去,谈何容易?可想而知,我的求学遭遇,与左宗棠大致一样。
7岁那年,一个游历乡下的道人经过村里,饶有兴趣地将我上下打量,丢下一句话:“这个孩子将来不是一般的人物”。说完幽灵一样消失。话很快传开了,害得村人猜测、议论纷纷。
事实上,两种完全对立冲突的气质遗传,在我的成长中一直看不出优势。小学逃学、初中留级、高考落榜,20岁前十分不顺。因为数学奇差,多年打击很大。好学生与坏学生,同时存于一身。高中时我拿过全校第一名,学得最好的是物理,最值得称道的是作文。
但高考应试扭转了我的轨迹,在我的心里狠狠抽下一鞭,贴下不无屈辱的标签。少年心气与挫折跌宕,成了我沟通左宗棠的第一块“心灵场”。
左宗棠在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体验,打动了我,也触痛到我。他在乡村社会蓄养的清气,作为书生霸蛮而不野蛮的气质,也让我感到很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起点决定路径。起点接近的人,路径自然延伸下去,会有某种相交、重合。也因此,思想、观念、看法,会有某些相似。这是我深入了解左宗棠,他逐渐又唤起我内心那些沉睡观念的原因。
早年粗野乡村生活积蓄的自然清气,在后来遭遇侵蚀时我有意识地保护。用《湘声报》记者专访时的说法,“几乎在有点刻意地保持与这个世界的距离,站在民间观察社会,反倒比在主流内时更能看清社会”。体制内外的生活经验,内心未灭的这点火苗,让我清清楚楚看明白了左宗棠。
这大概是我写《左宗棠》的一些巧合机缘了。
左宗棠晚年时曾与妻子周诒端有过一段自己死后读书人作评立传的预言。周诒端忧虑地说,你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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