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2013年第9期》第28章

两ㄒ樾吹愣鞣⒈怼９サ慕?0年间，除了小范围说过几句外，我一直避免谈论《顾准文集》出版的相关情况。其主要原因，一则是因为《顾准文集》出版后引起的所谓“热”，社会认知了顾准的卓越思想，这个时候去说什么有点借光之嫌，而我这样想，顾准是伟大的思想家，出版《顾准文集》只是我责任编辑的职分而已，因此不该说，不该因此“沾什么光”；二则是因所谓“敏感”，当年因《顾准文集》而遭遇了一些事，其中一件是：强力机关的人明确要我不对外讲《顾准文集》的相关情况，否则——因此我一直没有说。今天，中国社会、人群深刻和宽容了，再也不会不让说了吧。
关于顾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几近不了解。1982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小册子，很好读。回忆起来，我大约是1990年读一些有关西方文化的书时读的该书。读后的感觉是立意深刻，文字流畅，不同于其他呆板的学术著作。但此书并没有介绍作者顾准的更多情况。因此，“我不认识顾准”（李慎之先生语）。1993年底，大约11月初吧，突然收到王元化先生写的一封信，字不多，推荐《顾准文集》来出版，信中未对推荐作品有评价文字。元化先生是通过其弟子胡晓明君转来信，胡晓明君的弟弟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工作，其弟将信转到我手上。没有看到顾准先生的文字，且出版人都知道，文集的出版是有规格的，不是像现今随便什么写手汇拢其文章就可出版所谓文集。顺便一提，《顾准文集》出版前，少见文集的出版，后来，出了很多的文集，这也是一件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因此，心里没底，不敢应承。但王元化先生是学问大家，其学问人品我是高山仰止的。顾及此，回信请求元化先生安排人将书稿寄我一读。我给元化先生的回信大意是，说明了对文集出版的规格要求，需要有真正的相当水准的学术创见，我对先生的推荐是十分重视的，相信是一本好书等。也许是因于我的严格及真诚吧，很快，收到了陈敏之先生寄来的书稿复印件及简短回信。信中说明了书稿几经周折未能出版的大概情况，且说1994年是家兄的20周年祭，如能接受，希望能应时出版。
应该说，我真是在百忙中看了顾准书稿。是时，我手上共有16部书稿正在处理，在顾准书稿前已列入重点出版的“中国市场经济法律问题丛书”，16部书稿要每本都审读后写出审读意见，最后选用9部书稿编辑出版（巧的是，这套丛书后来获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客观上减弱了因《顾准文集》带来的压力）。说实话，对顾准书稿，看以前并没有特别重视的感觉；看完后心里就惊讶了，写得好，特别是后半部分，精彩无比。审读完书稿，记得大约花了一周时间，再反复边翻阅边思考、掂量——真掂量！掂量书稿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与也许要承受的“风险”，最终决定出版。电话告知陈敏之先生，陈敏之先生反复询问肯定吗？我回答肯定，签出版合同吧。他说太感谢你了。签合同往返还有一些时间，陈敏之先生还是担心出现变故，几次来电谈顾准书稿出版的周折，如实地说了几家出版社的处理情况，也把退稿信复印后寄给我，要我拿定主意，如有困难，授权我删改几处文字。这些情况自然也引起我的注意，这些出版社的处理意见写得很好，对顾准书稿评价很高，但退稿理由含糊其辞。最终，综合各方面情况，我给陈敏之先生的回答是，肯定出版且不删改一个字。电话那头的陈先生问真的吗？真的吗？我说，在我看来，顾准先生通过对西方历史、中国历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体察和研究，表达的观点是有理据的，不是象牙塔里学术八股书本上的推演，更不是悬浮在空中的判断，思想深邃、见解卓越，实在不应该删去任何文字，应保留它原来的面貌，哪怕有不当之处，让历史去评判吧。陈先生说，我很同意并佩服你的看法。谢谢你这样理解，我相信家兄的书一定能出版了。你需要我怎么配合尽管说。合同马上签，不要稿费。鉴于学术著作不好卖的情况，为减轻你们的负担，我提供15000元钱作为出版补助（批选题时，此笔费用是起了作用的；后来钱全数退还陈敏之先生了）。就这么定了。
审读《顾准文集》书稿花费两个月的时间，与陈敏之先生商谈出版事宜大约花费一个月时间，作出出版决定的过程没有曲折反复，一切都理性而有序，以至于陈敏之先生后来说，几乎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谈妥了出版事宜，关山万重阻隔不了相互的理解和支持，阻隔不了对顾准的认知。
《顾准文集》出版了，一部好书，历史将证明它是一部好书，就这样出版了。
出版《顾准文集》，我将因此面临压力，当时的心理准备是，出版完了离开贵州去深圳（地方都找好了），离开这个行业。作为责任编辑，无名无利，求什么呢？只有两个字：责任。
为什么要出版《顾准文集》？审读和编辑加工顾准书稿后，我所列的理由是，“顾准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研究经济学、哲学，究天人之际，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道，其理据充实、思想深邃、见解卓越，是我迄今未曾见过的”。这是理由之一。“顾准在那样严酷的年代，行进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探索真理之路上，其目的是中国‘雄飞于世界’，此种境界是百年来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高标”。这是理由之二。“顾准的研究理路是，先弄清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然后进行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贯通东西方文化，他谙熟英文，既懂数学，也精通经济学、哲学，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这是一个学问大家的品格。我十分欣赏顾准理性且冷峻的‘不唯书，不唯上’，通过自己艰苦研究，独立作出判断的治学方法”。这是理由之三。《顾准文集》中很多思想观点“于今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如对价值规律的认知，对专制的否定，对民主的辨识，对中西方文化特质的描述，对经济制度与法权制度相互关系的理解等等，都具有耀眼的思想光芒，启示现实，可能也启示未来”。这是理由之四。还有，透过书稿看出的顾准高贵的心灵及为探求真理不畏强暴的勇气……理由还不够吗？引号中的话是我当时编辑手记中留下来的，以我的智力和学识，只能理解到这种程度了。但我想，这些理由足够让我决定出版《顾准文集》，足够让我认为不是贸然作出出版决定，值得为此承担一份责任了。顺便补充说说，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许多书稿特别是本土原创作品，读后乏善可陈，我认为是不值得为其写编辑手记的。
《顾准文集》出版后，曾有媒体记者就审查问题询问过我。这里我可以说，图书的审读是按正常程序走的。我此前责编了诸如《比较法总论》、《原始人的法》等世界名著，参与策划了“国际经济惯例丛书”，主持策划“中国市场经济法律问题丛书”等工作，得到领导的信任，且张劲夫同志的推荐信也是说明顾准书稿价值的重要材料。复审和终审都是走程序的，北京有关方面的人也是理解《顾准文集》的，私底下许多人还对我说《顾准文集》是一本好书。后来在“问责”出版《顾准文集》时，没有将我往死里整就说明了这一点。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印制出来了，销售成了大问题。我社发行部不愿卖，新华书店不愿卖，理由是学术著作卖不动。10月初在武汉图书订货会上，第一批40本书从襄樊运到会上，没卖出一本。我将书推荐给一些社科书店，并送书给书店，请他们读后认为好就打电话给我，要几本都行，只要愿卖。但仍然没有书店要书。200册书运到在北京的顾准女婿张南处，分送顾准生前友好、同事，100册书运上海陈敏之先生处，也分送顾准生前友好、同事。最初，《顾准文集》就这样无人问津，一本都没卖出去，难道就没有人能识货？心里很着急的。但不久，突然出现了转机，也许是张南先生送出去的书让顾准生前友好、朋友读后引起了议论。一天，接到素未谋面的北京三联书店郝杰女士打来的电话，说要300册《顾准文集》，马上发货。并说别的学术著作我们一次订货总是三五册，《顾准文集》一次就要300册，很特殊了。我听这话有弦外之音，但不明就里，到现在也不太知道具体情况，大致猜想当时是三联书店负责人安排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