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天空》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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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战思想
许多学派都谈到反战思想。以儒家为例，孔子对于管仲特别推崇，原因之一是管仲在春秋初期帮助齐桓公用外交手段避免了战争，从而使老百姓免于大难。因为战争一来，天下大乱，死伤惨重的是无辜百姓。孟子说的更直接，“善战者服上刑”，善于打仗的人要受到最重的惩罚，为什么？杀戮太重。
老子也是反战的，但他的想法和儒家的仁政理想不一样。老子这样看待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
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三十一章》）
武力是不吉利的东西，人们都厌恶它，所以悟道的人不接纳它。君子平时重视左方，使用武力时就重视右方。武力是不吉利的东西，不是君子的工具，如果不得已要使用它，最好淡然处之。胜利了不要得意，如果得意，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就不可能在天下得到成功。吉庆的事以左方为上，凶丧的事以右方为上。副将军站在左边，上将军站在右边。这是说，作战要以丧礼来处置。杀人众多，要以悲哀的心情来看待，战胜要以丧礼来处置。
“兵”就是武力，是不祥之器。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军队所过之处，长满了荆棘；大战之后，必定出现荒年。因为古代是农业社会，一旦打仗，农耕不能运作，不能收成，对百姓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古代有很多例子，打仗之后就会出现各种疾病，许多地方人死了之后没法埋葬，接着各种传染病、瘟疫纷纷出现，到头来还是百姓遭殃。
接着他说，君子平常“贵左”，使用武力的时候“贵右”。这里的左右之分大概源于古人“左阳右阴”的观念。左代表阳，阳代表生命可以成长，主生；右代表阴，阴代表生命结束，主杀。譬如一年四季，春夏代表生，万物生长；秋冬代表杀，万物凋零。古时候有句话叫“秋后算账”，死刑犯在秋天就要处决。万物到了秋天慢慢收缩，树叶开始飘落，生命开始凋零，都是配合季节，以此说明所谓的生与杀。后面说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也是一样道理。战争是凶事，因此主持战争的上将军居右，因为右主杀。
接下来老子连说了三个“不得已”。人生总有不得已的事，有时候打仗也是出于不得已。别人侵略你，你必须要防卫。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淡然处之，绝不能兴高采烈，要知道打仗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有别的方法，绝对不做。胜利了之后呢，也不要得意。像法国有个著名的建筑物凯旋门，是打仗胜利之后盖的，好让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打仗赢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开始输得很惨，当然它是被侵略的，我们中国也被侵略，后来打赢了大家欢欣鼓舞。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要让战争发生呢？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遏止它呢？
在老子看来，如果你打仗打赢了很得意，就代表你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不可能得到天下人的支持。所以军人出身者就不要碰政治，带兵打仗那一套在文官系统里面是行不通的。接着老子两次提到以“丧礼处之”，表明战争即丧事，即使打胜仗照样是用丧事来处理，因为死了太多人，因为打仗没有真正的赢家。这种说法完全是反战的。但是，这个反战思想绝不是投降主义，而是老子非常具体的处事态度。这里提到的“不得已”通常是指防御性的战争，非打不可，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但即使这样的战争打赢了也是一场丧礼，因为许多人的生命因此消失了，这是最悲惨的事。
庄子也对战争提出过很多批评，其中一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有一个国君想称霸天下，庄子建议他弄一个各国联合签署的合约，哪位国君拿到合约就可以号令天下，好像金庸小说里的屠龙刀一样，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但有一个条件，你左手拿到这个契约，右手就要被砍掉；右手拿到这个契约，左手就要被砍掉。换句话说，你两只手，哪一只手去拿，另一只手都要被砍掉。结果，弄到最后没有人要拿了。为什么？我得到天下，失去我的手，想一想，算了，我的手还是更重要一些，每天洗脸、洗澡、拿东西、写文章，多么亲近。天下给我，可是让我的手少了一只，划不来。庄子很调皮，他用这种方式让国君反省，战争有必要吗？得到再多的土地臣民，称霸天下，有什么意义呢？道家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你活着都来不及了，何况还要去打仗，去消灭很多人的生命呢？根本没有必要。但是道家也会说三个字“不得已”，但是不得已的底限在哪里？这是考验我们的问题。
5。民不畏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说的这句话，千百年来都在提醒统治者，不要把百姓逼得太过分了。老百姓被逼向穷途，活不下去了，连死亡都不害怕了，认为活着既然这么劳苦、疲惫，跟死了也差不多，不如起来造反，正所谓“官逼民反”。不仅中国古代，西方古代也是一样。人民被逼上绝路，就会起来革命，而把老百姓逼到这一步的统治者，自己也免不了悲惨的下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向使民常畏死，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靳，夫代大匠靳，希有不伤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
人民不害怕死亡的时候，怎么可以用死亡来恐吓他们呢？如果让人民真的害怕死亡，对那些捣乱的人，我就可以抓来杀掉，那么谁还敢再捣乱？总有行刑官去执行杀人，代替行刑官去杀人的人，就像代替大木匠去砍木头一样。代替大木匠去砍木头的，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
每个人都怕死，这是生物的本能。有些人最大的恐吓就是：“小心啊，再罗嗦我把你杀了。”恐吓的最后手段，是要杀人取命，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怕死，又怎么恐吓他呢？“民不畏死”是乱世百姓的心声。苛政是最大的死亡威胁，如“苛政猛于虎”的故事所说：孔子带着弟子经过一片竹林，听到有女人在哭，于是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公公、丈夫、儿子全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为什么不搬到城里住，她回答，不行，因为城里的苛政比老虎还厉害。住在树林里只有老虎的威胁，大不了一死了之；要是住在城里，被贪官污吏虐待欺负更是难熬。
所以，“民不畏死”背景是民不聊生，甚至生不如死，这时候老百姓就没什么好怕的。如果统治者不去思考这样的背景，不赶紧行仁政，反而动不动就恐吓老百姓“不听话就杀”，到最后老百姓恐怕就要豁出性命，起来造反了。因为“以杀止乱”，只是缘木求鱼。老子说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
人民陷于饥饿，是由于统治者吃掉太多赋税，所以才陷于饥饿。
人民难以治理，是由于统治者喜欢有所作为，因此难以治理。
人民轻易赴死，是由于统治者生活奉养丰厚，因此轻易赴死。
民之饥、难治、轻死，一层比一层严重，而每一层的现象都是居于上位的统治者造成的。首先，统治者抽税太重，人民穷困饥饿。西方先进国家动辄抽税三四成，但是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不错，百姓想通了也愿意配合。最怕是横征暴敛过后，又不管百姓死活。而这正是老子时代的真实处境。其次，统治者有所作为，人民不堪其扰，从消极抵抗到积极反抗，结果则是难治。什么是有所作为？筑长城、修运河、盖宫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老百姓不堪重负，当然很难治理。最后，统治者生活奢侈，锦衣玉食，把民脂民膏都刮尽了，百姓所剩无几，还活着干什么？
自古以来，许多文人诗词描写“伤农家”，替老百姓难过。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还是不得温饱，就是因为上头层层收税，统治者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