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天空》第75章

这真是个好问题。通常第一种“不材”的情况容易理解。所谓“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越直的树木越先被砍掉。为什么？可以做栋梁之才。水很甜美的井先被喝光，人们把这口井喝光之后，再去找那些比较平常的水井。人间社会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有用，是个人才，恐怕就“能者多劳”，大家都要来麻烦你了，到时候你就很辛苦了。现在有个词叫“过劳死”，过度劳累最后结束生命，非常可惜。所以，真正的人才会为人所用，而被用之后当然提早报销。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鹅因为“不材”也被杀了。所以学生就问，材与不材哪个更安全呢？庄子回答，我要处在材与不材之间，所谓“似之而非”，每一次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说，外面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尽量跟它一起变化，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针对的目标，成为别人达到目的的阻碍。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到却难。你首先要判断材与不材在哪种状况下会有危险；判断清楚，才能每一次都避开危险。譬如这次要做“人才”才能避开危险，像那只会叫的鹅，那我就表现我人才的一面；下次要做“不才”才能够保全，我就学那棵大树，做一棵不材之木。换句话说，材与不材的前提，是你要充分了解世界上所有事情的利害状况、人情冷暖、世间险恶，各种情况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够在各种处境下都能随机应变，全身而退。我们有时候讲“随遇而安”就是这个道理。人不能太执著，千万不要说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不怎么样。西方有句谚语：“绝对不要说绝对不。”譬如你说“我下一次绝对不理你了”，代表下一次你一定非理不可。为什么？因为当你说“我说我绝不理你”的时候，代表你和对方有非常深刻的关系；对于一般人，根本就不用说这种话，自然就不理了。所以对任何事情，都尽量不要说出我非怎么样不可的话，万一做不到，再回过头来说早知道我当初不那么说了，何必呢？
庄子对人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观察者，他的很多策略建立在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之上。他对人性看得很透彻，有时候人们会认为庄子好像太消极了，他对人生冷嘲热讽，讲了很多愤世嫉俗的话。要不然就有点儿滑头，他说自己的处境要在“材与不材之间”，好像是虚与委蛇。没错，“虚与委蛇”这四个字就出自《庄子》（注：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与委蛇，不知其何谁，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庄子·应帝王》）翻译成：刚才我显示给他的是完全不离本源的状态。我以空虚之心随顺他，使他不知我究竟是谁，一下子以为我顺风而倒，一下子以为我随波逐流，所以立刻逃走了。）但它的原意是好的，不是虚伪，而是顺着情况去发展。所谓“形势比人强”，你做任何一件事都要看时机，看条件是否成熟，条件不成熟，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见得有成果，还可能付出很大的代价；条件成熟时，你就顺其自然去做，就算结果不好，也要太在意；因为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是一个整体，人的一生也是一个整体，在整体里根本没有得失成败的问题，失意和得意加起来的总和是一样的。
4。从容的风度
道家的思想，有时难免浪人觉得有点抽象。譬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能够用语言表述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我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名字，只好称它为“道”，勉强形容的话，就是“大”。换句话说，“道”只是一个勉强取的名字，很难解释它是什么。庄子与老子不同，他喜欢说故事。他说的故事有什么特色呢？简言之，就是虚虚实实，根据某些历史资料，再搭配他的想象中的人物和言论，然后画龙点睛一般，展现他的基本观念。他的观念不但发人深省，而且可以付诸实践。兹举一例说明。
《庄子·田子方》有一段记载如下：“百里奚不把爵位俸禄放在心上，所以养牛而牛肥，让秦穆公忘记他地位卑贱，把国政交给他。舜不把生死放在心上，所以孝行感动世人。”（注1）从时间先后来说，舜在前而百里奚在后；就困难程度而言，不在乎生死显然高于不在乎爵禄。庄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修养的顺序。百里奚要感动的是秦穆公一人，舜所感化的则是天下百姓。关键在于：他们都是无心而为，一方面不考虑外在的利害，不存着刻意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专心尽好自己的本分，然后顺其自然。接着这两个历史人物之后，庄子才道出了他所编的故事：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譠譠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宋元君打算画些图样，所有的画师都来了，行礼作揖之后站在一旁，调理笔墨，半数的人都站到门外去了。有一位画师稍晚才到，悠闲的走进来，行礼作揖之后也不站立恭候，就直接到画室去了。宋元君派人去察看，他已经解开衣襟，袒露上身，盘腿端坐着。宋元君说：“行了，这才是真正的画师。”
画师是有专业的技能的人，但也要守规矩。因为守规矩，所以给国君画像时，难免有点放不开，变得太拘谨了。有一位画师很特别，他迟到了，进来之后，作了揖，行了礼，就直接到画室去了。他认为你既然要我来画画，我就画，其他外在礼节点到为止，我要表现出的是一个画师的风范，把自己的专长展现出来，而不在意别人的称赞或批评。所以他到了画室，就解开衣襟，袒露上身，盘腿坐好，干什么？准备施展他的绘画技术。一个人要在很自在的状态下，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创意，要不然画画的时候穿那么整齐，施展不开怎么办？所以，宋元君不用看他的画，只看他的态度、行止，就断定他是一位真正的画师。
《庄子》用这个故事说明一个追随道家的人所应表现出来的潇洒风度。这故事显然影响到东晋的一位大书法家王羲之，因为《世说新语》里有个关于他的故事。说郗鉴与王导都是朝廷大官，门当户对。郗鉴想去王导家挑女婿，就派了一位使者，言明来意。王导说：“你到东厢房去挑吧，那里住的都是子侄辈，有好几位年轻人。”使者就到东厢房去看，看了之后回去跟郗鉴报告，说王家的子侄都是人才，每个人都庄重沉稳，只有一位比较特别，“在东床上袒腹卧，如不闻”，这人好像没有听过选女婿这事一样，不像别人那样打扮的整整齐齐，而是躺在东床上，露出上半身在那儿睡觉呢。郗鉴一听，说：“好，就是他吧。”打听之下，原来这个人是王羲之，于是把女儿嫁给他了。
以上这个真实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新词“东床快婿”。当时的上层社会常是家族聚居，子侄辈也生活在一起。王家是大户人家，众子侄听说郗太傅挑女婿，自然梳洗打扮一番，刻意表现得文质彬彬，希望可以雀屏中选。只有王羲之保持他原来洒脱的个性，“在东床上袒腹卧，如不闻”，结果反而获得青睐。郗鉴所欣赏的，是不做作的自然本性，因为唯有真实的面貌才能持续一生。若是为了讨好别人而装模作样，将来结婚之后还能如此文雅吗？而对王羲之来说，挑女婿是别人在决定，谁能预测其判断标准呢？因此与其迁就别人而委屈自己，不如老老实实表现出平常的态度，“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世事岂可强求？
郗鉴和王羲之显然都念过《庄子》，知道这段故事。这种潇洒的态度就是道家思想在生活上的应用。因为道家思想是要以“道”来看待万物的变化，“道”是一个整体，既然一切变化都含括在整体中，我们又何必在意一时的得失成败呢？既然人生的起起伏伏也在这个整体中，我们又何必放弃真实的自我呢？放弃真实的自我，所得到的又是什么价值呢？庄子身为道家，一再用各种各样的故事，劝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5。虚已以游世
“虚已以游世”是庄子讲过的一个比喻。
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歙之；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庄子·山木》）
乘船渡河时，被一艘空船撞上了，就算是急躁的人也不会发怒。如果有一个人在船上，那么快要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