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126章


一开始就不像个政府官员。
外界传说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初上任时有几件尴尬事:当秘书把文件送给他签
字时,他愣不知把字签在哪儿;区里市里开大会, 他很从容地往主席台上走,可
他不知其中挺有讲究的。当他走得快了一点,便就有人拉他一把,示意他别走在区
长的前面;坐在主席台上的滋味对他来说是很难受的,有时得装模作样,轮到讲话
时,照着印好的稿子,一念就是3 个小时,此时他会在心里想,“要是能让我读本
书多好啊”。 
陆建华在渝北区副区长的位置上没坐多久,被市里任命为重庆中青年专家考察
团的副团长,赴黔江地区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思路。
黔江地处大山之内,有5 个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达1000万,当地民谣“山
好水好人也好,只见哥哥不见嫂”表达了黔江的生存状况。如此贫困的黔江自然是
重庆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地区之一。
陆建华是带着一种极大的责任感到黔江的。从重庆到黔江要走16个小时的山路。
陆建华来到黔江的一个县医院时遇到了一个颅骨骨折的病人。
他看到这家医院的墙是黑乎乎的,蜘蛛网全屋都是,地面上的废弃物和痰迹随
处可见,连护理员都没有。医院从马路上找了两个农民来为病人端屎端尿喂开水。
陆建华皱起了眉头。可当地人告诉他,这是全县最好的医院了。
最好的医院却因医疗条件所限,不能为那名颅骨骨折病人动手术。怎么办?转
到重庆吧?可转到重庆需要在路上颠簸16个小时,病人哪里受得了?
面对此情此景,陆建华提议说,咱们调直升机吧!有人告诉他,想都别想!调
直升机得通过上级审批。
陆建华在无奈的现实面前第一次感到才智无存,束手无策,全没有了在北京时
的潇洒和机智。
他为自己感到沮丧:“我们这种人指手划脚惯了。但是要真出 主意,就要好
好琢磨了,不然人家没法操作。到黔江,我们从概念上推导,你们这里交通太不方
便,有东西运不出来,那么好吧,先修机场。人家说,我们规划了,可这个项目老
是批不下来。不是靠近长江吗?我们又建议用水上飞机,一算,水上飞机从日本进
口,一架约1000万元,投资太大,不现实。那就修铁路吧,人家说,专家早就来过
了,说修通这条铁路得20年。得,你说我们能干什么,我们提的建议人家怎么操作?
他们固然需要新观念、新信息,但更需要具体的东西,需要更多的资金和项目。” 
“与黔江人的交往,与我以前交往的人完全不一样,与我以前调查的社会学对
象也不同。在这里,强烈的求富求发展的愿望与人们视野上的限制和技术上能力的
限制反差太大。”
在黔江两个星期后,陆建华回到了重庆,主笔写下了《关于加快黔江地区民族
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当地政府官员称这是一篇具有“原子裂变”意义的思路,
给黔江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强的催化作用。
陆建华在重庆的一年收获很多,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给重庆做了一些能看得见的
实事,比如把一个经济大国的领事馆给拉到了重 庆、给开县引进了一个日本的援
助项目、说服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进入重庆等,更表现在他做的那些“破
冰”式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工作,他参与重庆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再就业工程,
并帮助他们主持策划了“江北新城相国寺地区2200亩封闭式再就业工程开发项目建
议书”;参与组建重庆产业设计院和重庆产业投资集团的部分计划筹备工作;帮助
重庆市社科院编纂了第一本《社会经济蓝皮书》;策划实施了第一次重庆市市民环
境意识调查。他还就 解放思想、加快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机构改革等问题,在重
庆的党政机关学校和其他单位作了20多场报告,热烈动人的场面令重庆人记忆犹新。 
陆建华(2)
对“法大还是党大”等问题的深刻解析
陆建华与媒体有很好的缘分,他曾做过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主持人、
北京电视二台“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现在又被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聘为评论
员,而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中,陆建华的厚重的学术功力、直率的
性格和从容的姿态,颇得港岛各阶层人士的好感,人们认为他是大陆理论研究最具
新意的“政情评论员”。
在解答凤凰卫视主持人董嘉耀提出有关依法治国的问题时,他坦言道,大陆有
的人,特别是一些比较教条和经验主义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法大还是
党大?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不应该这么提。依法治国的概念告诉我们,执政党
也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执政。但在很多相关的制度或者法规出现与现
有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决定?他认为作为一级组织的决策也必须符合现
有的法律,但这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关于党的组织改造问题,他认为到了非常急迫的地步,现在执政方式如果不改,
很多执政的目标和宗旨是实现不了的。
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人员,他一边在书斋中构建学术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一
边参与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从实践中提炼社会学的研究课题。他似乎对各
种生存方式都怀有好奇心,有人问他忙什么,他说,你看见一只没头的苍蝇,它整
天飞来飞去,很忙,“可我想,就算是一只苍蝇,也要看它是不是有很好的恒定感
——就是说,它应该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他心里有数,所有的忙忙碌碌,
“从另一个角度说,都是在丰富自己的人生,包括丰富自己的研究经历”。
他不但关注重大政情问题,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他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比如价格听证问题、身心健康问题、农民就业、劳动保障问题等。在他看来,这些
都应是中国社会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对陆建华来说很具启发意义,即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那些经济学家,而其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社会学家。在他看来,
正是社会学家在不断地研究社会关系结构和运行机制中的种种问题、矛盾和冲突,
并及时、完整地将其展示在公众面前,才使社会问题的解决成为公共政策议题。作
为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陆建华正是为此而呕心沥血。
2002年,陆建华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记者告诉他说一个地方16岁的女
孩子在生产线上被活活累死。记者当时就暗示他,是不是应该启发这些弱势群体保
护自己。一向平和,不露声色的陆建华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不对!这个只是理论
上的推论,现在是政府应该出面保护这些弱势群体。16岁是刚刚在合法劳动年龄之
下,这个企业主应该判刑!”
他以独特视角观察人才问题,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新世纪需要“超级人才”。他
理解的“超级人才”是指具备突出的专业技能,有基本的人生情趣,有世界眼光,
有一个健全而稳定的基本价值观。他观察到,在目前的中国,能做到前面其中一方
面的人才不少,而面面俱到的人太少。在他看来,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精英教育”
应该尽早丢弃。从以往的人才观念看,国家只强调人有怎样特殊和突出的技能,因
此从小便“集中精力”,舍弃一切兴趣爱好来求学,结果发现理工科出来的学生有
点“愣”。清华现在搞很多文科,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艺术甚至美学的修养。这
说明社会上意识到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丢的。陆建华说过,你可能朝某方面“偏
一偏”,突出一点,你成功了,但你不是“超级人才”。现在成功人士很多,但他
们的遗憾也很多,因此整个社会应尽快普及新的人才观念,不仅使青年一代在技能
方面有所发展,人格方面也要有所完善,使他们成为一个能以己之长贡献社会,又
懂得真正生活的完善的人。
他还提醒那些智商很高的“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商,“不做聪明的穷光蛋”。在他眼里,中国城市居民大部分只有粗浅的财商,只懂得着眼于眼前利益,打着小计划小算盘,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速度,在海外看来,是很快的,如果中国人的财商更高些,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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