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第21章

赵州桥，鲁班爷修，
玉石栏杆圣人留，
张果老骑驴桥上走，
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
谁没有听过或哼过它几遍？
这平民心目中的四件宝贝，我前已调查考证过两处。第一处正定，不止是那73尺铜铸观音可观，隆兴寺全寺中各个建筑，且是宋代遗建中极重要的实物。第二处应县佛宫寺木塔，全塔木构，高60余米，建于辽清宁二年，为我国木塔中之最古者；巍峨雄壮，经八百余年风雨，依然屹立，宜尊为国宝之一。
这一次考察赵州，不意不单是得见伟丽惊人的隋朝建筑原物，并且得认识研究这千数百年前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所以除却沧州铁狮子我尚未得瞻仰不能置辞外，我对于北方歌谣中所称扬的三个宝贝，实在赞叹景仰不能自已，且相信今日的知识阶级中人，对这几件古传瑰宝，确有认识爱护的必要，敢以介绍人的资格，将我所考察所测绘的作成报告，附以关于这桥建筑及工程方面的分析，献与国内同好。
除大石桥外，在赵州更得到许多宝贝，其中有两座桥，一座是县城西门外的永通桥，即所谓小石桥；一座是县西南八里宋村的济美桥。因为它们与大石桥多有相同之点，所以一并在此叙述。
在赵州调查期间，蒙县立中学校长耿平允先生及诸教员多方帮忙，并许假住校中；县政府，建设局，保卫团亦处处保护，给予便利，都是我们所极感谢的。
二　安济桥
安济桥——俗呼大石桥——在赵县南门外五里洨水上，一道雄伟的单孔弧券，横跨在河之两岸，在券之两端，各发两小券。桥之北端，有很长的甬道，由较低的北岸村中渐达桥上。南岸的高度比桥背低不多，不用甬道，而在桥头建立关帝阁一座；是砖砌的高台，下通门洞，凡是由桥上经过的行旅，都得由这门洞通行。桥面分为三股道路，正中走车，两旁行人。关帝阁前树立一对旗杆，好像是区划出大石桥最南头的标识。
这一带的乡下人都相信赵州桥是“鲁班爷修”的，他们并且相信现在所看见的大石券，是直通入水底，成一个整圆券洞！但是这大石券由南北两墩壁量起，跨长37。47米（约十二丈），且为弧券。
按光绪《赵州志》卷一：
安济桥在州南五里洨水上，一名大石桥，乃隋匠李春所造，奇巧固护，甲于天下。上有兽迹，相传是张果老倒骑驴处……
关于安济桥的诗铭记赞，志载甚多，其中最重要的为唐中书令张嘉贞的《安济桥铭》：
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碪斫，方版促郁，缄穹隆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义插骈，磨砻致密，甃百像一，仍糊灰璺，腰铁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其栏槛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挐踞，眭盱翕欻，若飞若动。……
可惜这铭的原石，今已不存。张嘉贞，《新唐书》中有传，武后时，拜监察御史，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为中书令，当时距隋亡仅百年，既说隋匠李春，当属可靠。其他描写的句子，如“缄穹隆崇，豁然无楹”，“腰铁蹙”，和“两涯嵌四穴”，还都与我们现在所见的一样。只是“其栏槛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挐踞，眭盱翕欻，若飞若动”，则已改变。现在桥的西面，有石栏板，正中几片刻有“龙兽之状”，刀法布局，都不见得出奇，当为清代补葺，东面南端，尚存有旧栏两板，或者就是小放牛里的“玉石栏杆”，但这旧栏也无非是明代重修时遗物而已（详下文）。至于文中“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正可表明这桥的造法及式样，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并不是普通匠人沿袭一个时代固有的规矩的作品；这真正作者问题，自当格外严重些。
志中所录唐代桥铭，尚有李翱、刘涣、张三篇，对于桥的构造和历史虽没有记载，但可证明这桥在唐代已是“天下之雄胜”。这些勒铭的原石，也都不存在了。
在小券的壁上，刻有历代的诗铭题字，其中有大观宣和及金元明的年号。这千三百余年的国宝名迹，将每个时代的景仰，为我们留存到今日。
这坚壮的石桥，在明代以前，大概情形还很好。州志录有明张居敬《重修大石桥记》，算是修葺的第一次记录。记中说：世庙初，有鬻薪者，以航运置桥下，火逸延焚，至桥石微隙，而腰铁因之剥销；且上为辎重穿敝。先大夫目击而危之，曰：“弗葺将就颓也！”　以癸亥岁，率里中杜锐等肩其役，垂若而年，石敝如前，余兄弟复谋请李县等规工而董之，令僧人明进缘募得若干缗，而郡守王公，实先为督勒。经始于丁酉秋，而冬告竣，胜地飞梁，依然如故……
按张居敬隆庆丁卯（公元1567年）举人，他的父亲张时泰，嘉靖甲子（公元1564年）举人，中举只比他早三年。记中所谓癸亥，大概是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丁酉乃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这是我们所知道修桥的惟一记录，而当时亦只是“石微隙而腰铁剥销”而已。
现在桥之东面已毁坏，西面石极新。据乡人说，桥之西面于明末坏崩，按当在万历重修之后若干年，而于乾隆年间重修，但并无碑记。桥之东面，亦于乾隆年间崩落，至今尚未修葺。落下的石块，还成列地卧在河床下。现在若想拾起重修，还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石桥所跨的洨水，现在只剩下干涸的河床，掘下两米余，方才有水，令人疑惑哪里来的“怒水之荡突”。按《州志》引《旧志》，说水有四泉；张孝时《洨河考》谓其“发源于封龙山……瀑布悬崖，水皆从石罅中流出……”《汉书·地理志》则谓“井陉山洨水所出”；这许多不同的说法，正足以证明洨水的干涸不是今日始有的现象。但是此桥建造之必要，定因如《水经注》里所说“洨水不出山，而假力于近山之泉”……“受西山诸水，每大雨时行，伏水迅发，建瓴而下，势不可遏”……“当时颇称巨川，今仅有涓涓细流，惟夏秋霖潦，挟众山泉来注，然不久复为细流矣。”
现在洨水的河床，无疑的比石桥初建的时候高得多。大券的两端，都已被千余年的淤泥掩埋，券的长度是无由得知。我们实测的数目，南北较大的小券的墩壁（金刚墙）间之距离为37。47米，由四十三块大小不同的楔石砌成；但自墩壁以外大券还继续地向下去，其净跨长度，当然在这数目以上。这样大的单孔券，在以楣式为主要建筑方法的中国，尤其是在一千三百余年以前，实在是一桩值得惊异的事情。诚然，在欧洲古建筑中，37米乃至40米以上的大券或圆顶，并不算十分稀奇。罗马的万神庙（Pantheon）（公元123年）大圆顶径约42。5米，半径约21米；与安济桥约略同时的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教堂（今为礼拜寺），大圆顶径约32。6米，半径17。2米。安济桥的净跨固然比这些都小，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点，乃在安济桥的券乃是一个“弧券”，其半径约合27。7米；假使它完成整券，则跨当合55。4米，应当是古代有数的大券了。
中国用券，最古的例见于周汉陵墓，如近岁洛阳发现的周末韩君墓，墓门上有石券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一号，《韩君墓发现纪略》。（——余鸣谦注），旅顺附近南山里诸汉墓，门上皆有圆券见《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三册，《南山里》。（——余鸣谦注）；鲁蜀诸汉墓，亦多发券。至于券桥之产生，文献与实物，俱无佐证，是否受外来影响，尚待考证。我们所知道关于券桥最初的记载，有《水经注·谷水》条：
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涧有石梁，即旅人桥。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一月初就功。
由文义上看来，其为券桥，殆少疑义，且后世纪录券桥文字中所常用“几孔”字样，并未见到，所以或许也是一座单孔券桥。后世常见的多孔券桥，其重量须分布于立在河心的墩子上，即今日所谓金刚墙。
但是古代河心多用柱——木柱或石柱——石墩见于记载之始者，为唐洛阳天津桥，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在这种方法发明以前，我颇疑六朝以前的券桥都是单券由此岸达于彼岸的。所以大石桥的尺寸造法虽然非常，但单券则许是当时所知道的惟一办法。
现代通用的砌券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