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39章

门观测，这种发生在早晨的天文事件可能不会为人们所知。
中国历代有史官观察并记录天象的传统。商代甲骨卜辞证实，这一传统当时已经形成，商代卜辞中已经确认了日月食记录。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刘次沅认为，在周初时，王者身边就有史官（巫卜）随侍，注意观察天象和气象，并进行卜祭与记载。自然，他们对日月食、风云之类的现象是熟悉的（当时或许不能预报日月食）。就天色突然变暗这一现象而言，食分很大的日食、沙尘暴、很浓厚的乌云、遮天蔽日的蝗虫等现象都可能引起。对于一个专事观察天象的史官，因计时报时的需要，看到了东方旦一再暮一再旦的景象，但并未看到日食或带食而出（商周时代日月食现象人们已不陌生），于是，这位天官带着不解与迷惑，忠实地记下了“天再旦”这3个字。或许，对于阴云掩盖或山岭遮蔽的日食，“天再旦”便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这一点，在阿勒泰所进行的实地观察中已作出了最好的明证。正如刘次沅所言，“对于一个注意观察天空而又未得到日食预报的人，这一现象的确是震撼人心的”
历代天象记录，极少有人言及观测地点，因为这些记录来自史官。而史官随侍王的左右，其地点自然是在京城。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王朝诸王，自穆王以下居大郑宫。因为当时天子不在京城，所以史官在记下天象以后，特别注明地点在“郑”这个特殊的记录，使后来的研究者增加了对该事件的可信度。
由以上分析，刘次沅认为，“天再旦”的记载是西周懿王的史官在随王居住郑地时，早晨例行观察天象（尤其是东边日出方向）时发现的。当时“天再旦”现象不是很强烈，普通人即使发现，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震动。但是对于每天专职观察日出的史官来讲，这样明显的异象，足以引起他的惊恐，继而报告天子，载诸史册了。
根据刘次沅的解释和计算，可以确知文献中记载的“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发生于日出之际的一次日全食，这是对历史上天文名词“天再旦”的又一次可靠的诠释。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早晨，观测地点在陕西凤翔大郑宫。刘次沅通过天象记录对历史年代“懿王元年”即公元前899年的准确推算，把历史上的帝王纪年年号与公元纪年年号对应起来，从而形成了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惟一的一个精确到年、月、日、时、分的时间概念和支撑点。这项成果的重大意义，除了成果本身对“工程”年代推定的价值外，同时也是一项世界性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
继刘次沅观测推算的这一结果问世之后，在此之前所拟定的关于“工程”所列的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的研究全部完成。
当然，有了以上七个支点，并不意味着“工程”中整个西周列王年代研究的终结。按照此前的课题设置，以上的研究成果还需要金文历谱的验证与支持。同有字甲骨的14C测年一样，将金文历谱应用于年代学的研究，也是国外没有而中国独享的一大特色。
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西周金文历谱”这一专题，意在以西周青铜器的类型学为基础，以上述所开列的七个支点为框架，通过西周晚期66条年、月纪时词语和日干支确定的文献与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历谱，以验证西周每个王年的时代。这一专题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久金具体负责。
对以上青铜器铭文和文献七个支点的研究可知，在历谱中，只有懿、孝、夷三位王的在位之年不能确定，但由于此前已经论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懿、孝、夷三王共22年。属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可排出三王年数不同的几种方案，结合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的人物关系，工程专家组认为以懿、孝、夷分别在位8年、6年、8年为最佳方案，孝、夷元年分别为公元前891年和公元前885年。
为了验证金文历谱的可信度，“工程”将其王年与西周考古14C测年对照，发现两者年代基本吻合。
从上表可以看出，整个西周列王的年代自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起，一直到曾制造了著名的“烽火戏诸侯”荒唐之举的那位幽王的覆亡，每个王的年代全部列出，整个西周的时间跨度为275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文献专题组的研究，关于西周的积年，两汉以后的文献记载分歧很大，且多不可靠，较可靠的先秦文献所载的西周积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因而，以上利用几个学科交叉推出的275年，应是合乎文献记载和历史真相的。至此，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设置的整个西周列王年代的推算已全部完成。
第十章 当惊世界殊学界大检阅
经过200多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预定的第一至第八个课题的结题工作，于1999年春季基本完成。由于8个课题的结果是根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和路线多层次建构而成，就需对各项成果进行一系列分析研究，并进行整合、匹配，才能建立起整个夏商周三代的总体年代学框架。为此，“工程”在启动之始，就专门设立了“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课题，对各种成果进行收集、审查、分析、比较、研究，最后获取一个尽可能相互趋同并合乎历史真实的总成果。
自1999年5月中旬起，各课题、专题成果基本得以汇总，以李学勤为首的“工程”首席科学家，一面进行成果研究整合，一面着手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以下称《简稿》）的起草工作。
1999年8月，“工程”召开专家组会议，就完成的《简稿》进行审议。在长达7天的讨论中，专家们对《简稿》的部分内容和观点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工程”首席科学家与起草小组对《简稿》文本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和修改，进一步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此稿就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研究途径、实施情况，以及各课题、专题的研究成果等作了简要而较全面的介绍，并附有《夏商周年表》该年表中，所列的几个大的年代支点是：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之年为公元前1300年，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在这个大的框架之内，还有商后期与西周各列王的年数。
在成果正式对外公布之前，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由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会同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1999年9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联合举办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学术报告会”就“工程”制定的《简稿》广泛征求学界的意见。受邀请的200多位专家、学者，满怀期望与惊喜之情，纷纷从22所大学与30多个科研单位云集会场，聆听“工程”报告并参加研讨。面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与会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群情激昂，精神振奋，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这些成果体现和代表了当今年代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工程”所采取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学术探索，在自身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工程”成果所体现的众多专家、学者相互合作的群体意志和团队精神，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几位代表又根据自己参加“工程”成果研讨的体会作了典型发言。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说道，我没有具体参加某个课题组，只是断断续续地参加了一些课题的研讨会议，对工作中的一些情况直接地，或是间接地有一些了解。我所知道的，是课题组的同事接到任务以后，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挚热的事业心，积极高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孜孜不懈、勤恳拼搏。不论在考古工地还是在室内，都认真负责地探索和求索，以求真谛。“工程”200多位专家、学者在几百、几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在大量资料中，历史性地、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夏商周三代发展过程的主要数据和积年的范围，取得了阶段性的辉煌成果。这些成果，是所有参与“工程”的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我们表示敬佩和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