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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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曹雪芹”也和“红楼梦”三个字一样,是家喻户晓了的。曹雪芹已成为人民的儿子。至于他应该叫曹雪芹,或者应该叫曹霑,正如《红楼梦》应该叫《红楼梦》,还是应该叫《石头记》,这都成为次要的了。
也正如“荷马”是个行吟诗人的名字,还是几个诗歌的收集者的共名,这都不妨碍我们对希腊史诗的欣赏,也无损于荷马的形象——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盲诗人的伟大形象。
通过《红楼梦》,使人们心目中对曹雪芹已经具备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已经活在我们的心里,人们都在心中早已为他立起了不朽的丰碑。这印象和丰碑,经过时间巨浪的洗磨,将更加丰富、更加高大起来。而且,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创作出一个曹雪芹的形象来。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我所追求的,不过是要求尽可能地忠实于历史的真实。但是,对于细节的真实的处理,它要通过形象来使人得到感动。这就不能不在历史的真实上予以艺术的加工,处理方面也就不尽相同了。
请允许我再啰嗦一遍,我不是写传记,我是写小说。只要那种种虚构是合理的,不是损害人物,而是丰满人物,就是应该的。至于曹雪芹的史实到底怎样,这就请求读者还是按照专家、学者的判断来判断吧!我们更要尊重他们的辛勤劳动!
同时,我也不想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有的则是自我杜撰。每件事都“查三代”,是很使人恼火的。小说中有些来历也很可能就是杜撰。如果,虽有依据,恰是个不可靠的依据,那又如何理解呢?而且,说老实话,曹雪芹就大胆宣言,他要杜撰。因此,写他的时候,杜撰也是会得到他的允许的。大概也会得到读者的允许吧!
比如:对曹雪芹的生年,我基本采取了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的说法。但实际写来,却又提前了两年。我认为就写曹雪芹这个人物来说,这样写有许多好处。而小说则是从1722年开始。因为那时,皇室的明争暗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表现,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皇族特权的膨胀和官僚机构的庞大,海外接触的频繁……种种情况,都交错在一起。
雍正元年,写曹雪芹十岁,这只是为了使他稍大一点儿,稍稍冲淡他一些早熟的痕迹。另外,雍正元年发生的事情比较繁多,大体都关系到后来情节的发展。为了铺平垫稳,只得先向纵深开拓,这也是不好越过的事儿。因此,在上卷中只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当然,如按编年体来算,我再蠢,也不会每年都写上二三十万字的。希望曹雪芹早些长大,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一个伟大人物的小时候,是不好写的。尤其是曹雪芹,写来毫无凭依,而又必须和他的将来处处关联着,也就是要伏见到他的未来。这个分寸,是不易掌握的。我何必自讨苦吃呢?现在,是这样写出来了。但后面的困难仍会接踵而至。本来,在创作的道路上,康庄大道是没有的。这也就得像初踏上月球的月行车,试着前进吧!这里就更需要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使我有信心把他塑造得比较接近本来面目,和读者取得共鸣。
又比如:为了说明曹雪芹幼时受到娇养,我采用了我国传统习尚,给他取了一个女孩子的乳名,叫“占姐儿”。待到稍长,才命名为霑。曹雪芹自己起了好多别号,后来才以“曹雪芹”为名了。
另外,为了把曹雪芹和曹寅能够具体地联系起来,我塑造了一个可能有的人物——李芸,并使她作为曹寅、李煦、孙文成三家兴衰的见证人。
同时,我使曹雪芹小时到北京做福彭的伴读。福彭曾经是乾隆的伴读。曹雪芹成长的年代,正好是乾隆时代。福彭很年轻就袭了郡王爵位,同曹家的命运是关联着的。
再比如:脂砚和畸笏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两人。但在艺术处理上,我认为两个人更好些,这样我就把他们作为两个人了。多一个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人来评《红楼梦》,在衬托作者的主题思想时,就会更加生动。所以,我便把脂砚作为曹雪芹叔叔的同时,把畸笏作为另外一个亲戚了。
当然,脂砚对《红楼梦》来讲,是很重要的!在文艺批评上,他也算是有些眼光的。他应该有他自己的地位。对待这样一个人,应该是极端严肃的。但是,我现在为了烘托曹雪芹,就不得不忽略了他独立的价值方面。这也是要声明在先的呢!
《红楼梦》是不是有个底本的问题,这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们论列过了,我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在写曹雪芹时,写他有过一个底本,这个底本就是《风月宝鉴》,它的作者是脂砚斋。这也是吴世昌同志早就有过的说法。我这样写,并不是就把现存《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矛盾都解决了,也并不同于事实就真是这样,只是作为一种艺术处理才这样写的。曹雪芹的思想境界,比脂砚设计的要高许多倍。而在脂砚、畸笏评阅《红楼梦》时,他们又未能更深地理解曹雪芹,往往过多地沉溺于过去生活的回忆中,如此而已。
我们不应该把曹雪芹写成完美无缺的理想中的人物,而应该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借用科学的语言来说,他有他自己的阶级烙印,他受到他那个时代的制约。
对曹雪芹说来,他本来可以说,万物皆备于我。这必然导致他认为世界是不动的。但是,客观实际告诉他,世界不但是动的,而且总是向着它对立的方向转化。白昼可以转向黑夜,黑夜可以转向白昼,天可以转为地,地可以转为天,地在天下,天又在地下。
证之人事,也是如此。他的家族,以及李煦、孙文成的兴衰过程,都说明些什么呢?推而及于其他方面,也都在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人们对于事物,得先知道它是什么,才能进而知道它是怎么样。曹雪芹亲身经历了巨大变动,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乾隆全盛时代,对于这个时代作出科学论断,我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不存这种奢望。但我们可以分析当事人——曹雪芹。他的认识过程,这对我们是必要的。而且应该说,也是我们要写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写什么,和怎样写。
曹雪芹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生活,就是曹雪芹的生活。人民是他的根,生活是他的源。生活又是不能割断的。我写的虽是历史,但它植根于生活的真实。离开生活的真实,也不可能写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对现实的理解,也不可能有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功过,总是要以它给予今天和明天的作用来衡量的。我是坚决反对“影射”这个玩意儿的!因为它对生活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因为影射本身就违反历史。
不管《红楼梦》作者是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个说法,大概是可信的。再加上后来续补的时间,就不止十年了。但是,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还没有整理出一个完整的体例来。在很短的期间,要我为《曹雪芹》规划出一个“凡例”来,我自己也未免太不自量了。
我凭着意识之流,尽情抒写,以致前后矛盾,引证谬误,种种毛病自会是车载斗量的!我的智能是那么有限,比起前人来,一是天上,一是地下,有着无可比拟的差别。错误和疵谬就更加难免了。可并不能因此就推卸责任。责任我是要承担的。我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但是,有许多问题,不是靠概念来解决,而是要靠实践来解决。写《曹雪芹》时所遇到的问题,也只可能在创作过程中求得解决。
我信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它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失去这个方针行不行呢?铁的事实证明,不行!现在,我们才离针毡,重沐春风,我愿以极度兴奋的心情来珍惜每一寸时光,把《曹雪芹》早日呈现人民大众之前,作为我衷心的奉献!
现在,这不成熟的《曹雪芹》上卷初稿,已经单行。恳请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以便将来我能把它改写好!
我在此衷心感激红学专家吴世昌同志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对这本书出版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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