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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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早熟之论,余发之于二十七年前(见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当时见解是这样的: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在人生态度上之不同,实为其文化不同之根本。而此三种人生态度实应于人生三种问题而来。即:第一态度适应于第一问题,第二态度适应于第二问题,第三态度适应于第三问题。由于问题浅深之不等,其出现于人类文化上实应有先后之序。从而人类文化表现,依之应有三期次第不同。本来人类第一期文化至今还未得完成,而古中国人在文化上遽从第二问题第二态度以创造去,古印度人遽从第三问题第三态度以创造去,所以就说它是早熟。今本书只比较中西,印度且置不谈。见解大致如前未变,说法稍有不同:
第一问题即人对物的问题;第一态度即向外用力的态度。现在总说作:从身体出发。
第二问题即人对人的问题;第二态度即转而向内用力的态度。现在总说作:从心(理性) 出发。
一般生物总要向外界争生存,而由吾人向外看,一切皆物。此“物”包含一切生物无生物乃至其他人类都在内。生存问题则发生在身体对外物之间。身体为争生存之具,而同时主要亦就是为了身体生存而争。第一问题径称为“身体的问题”亦不为过。此问题居一切问题之先,人的心思聪明首先是为它而用。眼向外看,耳向外听,手向外取,心向外想……这都是自然趋向。而必从前面对方下手,变更外在条件,改造客观环境,以为问题之解决,亦是一定的。这就所谓第一态度,其实亦就是生来身体的态度。当人类本第一态度适应第一问题而不断活动,有所解决,那种种活动正是从身体出发;其所解决种种,即属第一期文化。
对于一个人,原可能作一“物”看待,同时亦可能作一“人”看待,当我照顾到他的感情意志之时,便是以人看待;不顾他的感情意志如何,只作一物来利用,或视为一障碍而排斥之,便是以物看待。譬如两军作战,彼此砍杀,其与斩草伐木岂有两样?坐下来 讲和,似乎要照顾到对方感情意志了,而威胁利诱无不至,其与调驯犬马亦复不甚相远。真正照顾到对方感情意志者,虽泛然相值,而对方在我意识中亦有位置,遇事不单站在自己立场而止,这亦就是所谓承认旁人。必如此,乃有人对人的问题——第二问题— —之发生,而不属第一问题之事。第一问题原从身体出发,第二问题则从理性而来。
二十七年前我还不认识理性。但颇有悟于人类社会生活之所以成功,有远超乎个人意识作用之外者,遂因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而信《社会本能》之说。认为:意识觉醒所以促个人主义之抬头,而社会之构成则筑基于此种本能之上。本来植物动物既然皆有社会之可见,则社会本能或者亦是有的。但一经晓得人类生命原是从本能解放出来,其重点宁在本能以外,则说人类社会出于智力固非,说它筑基于本能,尤觉无据。因为人类是社会的动物,远非其他物类所可比,而同时人类又明明白白以擅长理智迈越其他。如若以这两特点相联属,还说得近理,若以其优于社会者,归功于其所短之本能,如何说得通?再看物类之合群互助,乃至舍己为群,虽间或有的,然而各有所限定,因之,其 社会生命亦各有所限。此诚所谓本能了。唯其社会生命有限,故物类生命仍偏重在个体上。人类却早从偏重个体者,进而倚重于社会;其社会生命更日见开拓变化而无所限,此无所限者哪里还是靠本能?本能又岂得无所限?然则人类社会之心理学的基础竟何在? 这就在其本能松开后,透露出来的生命本身,本身对工具而言,生命本身在物类早为其生命工具——本能、身体——之所锢蔽,透露不出。而人类则自从本能解放出来,生命乃不复局于其身体,而与其他生命相联通。特别是与其他人的生命相联相通,彼此感应神速,有非一般物类所及。《孟子》书上“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一段话,指点甚明。我们前曾说:
“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第五章);
“人类生命廓然与物同体,其情无所不到”(第七章);
“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第七章);
“凡痛痒亲切处就是自己,何必区区数尺之躯”(第七章)。
其义可以互证。此际一片天理流行,无彼我之见存,是曰“无对”,表现在意识上,即是理性。
人当有理性时,对于旁人的感情乃能相喻而关切之。而亦唯关切,乃能相喻。既相关且相喻,而彼此意志顾有出入,乃有人对人的问题发生。此所以说,第二问题从理性来。如果不从狭义理性来,亦要从广义理性来。那就是:除由本心情感上承认对方外,人们亦可能从其心思计虑上(利害关系上)而承认对方。总之,人对人的问题实以对方在我意识中既有其位置为前提,它之被排除,只有过强的本能冲动起来,把理性理智都掩蔽了之时。而这时第二问题亦随之转为第一问题了。
第二问题原从理性来,亦且须得理性以解决之。大致说,恒须向里用力。何以故呢?第 一问题第二问题相较,本质上大有不同。在第一问题中,为当前之碍者无非是物,而上天下地一切之物无不可由人控制之改造之,以满足我们的要求。在第二问题中,则为碍者却不是物,而是与我同样的生命——活的人,特别是他的心。对于他心,只能影响之感召之,而且不可必得,说不到控制改造。譬如我只要把一女子的身体得到手,那是第一问题,不难用巧计或强暴之力得之。——这些都是向外用力。如我真想得此女子之爱,那便是第二问题,此时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取之则情益离,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所谓人对人的问题,其实就是心对心的问题,彼此互相感召之间,全靠至诚能动。这正是狭义的理性,这亦是最纯粹地向里用力。通常自未见得是这样两极端(身体或真心)。而一经照顾到对方感情意志上,亦即入于第二问题范畴,其向外用力辄有所限,而逼得转向内里用力。——
一、在我所得而为者,不过如何影响他的心,外此无能为,此是第一限。在求所以影响他之时,时时要转回来看自己,乃至改变自己以适应于他——中国古话“反求诸己”。
二、无论如何用力,其结果还要看他,并非由我这一面所能决定者,此是第二限。求满足于外,即不可必得,要求的重点乃从外而移内,但求自己力量尽到,不留丝毫歉憾于心——中国古话“尽其在我”。
这些初时都不免展转往复于向外向里之间,而以广义之理性居多。然若对于问题把握不放松,终必渐归于纯粹向里,狭义理性而后已。所谓唯第二态度适应于第二问题,其义在此。凡此可与前章论安的问题安的功夫两段参看。安的问题即属第二问题,安的功夫必归于修己,犹是向里用力之义也。
就人的个体生命说,心身之发育成长,是心随身来,身先而心后。这同样之顺序,亦可于社会生命见之。社会是随着文化之发生开展而发育成长的,文化之发生以至开展,则最先是环绕着生存问题(第一问题)这一中心。所以社会之发育成长,此时实寄于那些从身体出发的活动上。大略说来,身体本是生存工具,人在图生存中,又不断在身内身外创造许多工具(包括知识技能而言)来用,使身体活动加大加强,乃至更加灵便。就由这些工具之发达,社会关系日益繁密,社会单位日益拓大,这就是所谓社会之发育成长。然而这不过是社会发育成长之一面——偏乎人的身体这一面。同时还有人的心思那一面。
所谓人的心思那一面何指?人没有工具不能生存,人不结成社会亦不能生存。但人类是 不能全靠有意地无意地(本能地)彼此利用而结成社会的。除了这些,更靠他们超越了各自身体而有其心的相联相通之道在,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则隔,从乎心则分而不隔。然卒以身之故,此不隔之心却极容易隔起来。故在文化上恒必有其联之通之之道,而后乃得成社会。所谓人的心思那一面,实指其所以成社会之道。这在文化初期,通常就是宗教。宗教是社会文化在人心一面所有之端萌。继此发展去,更有礼俗、法律、道德种种。但宗教并不因有种种继起者就消灭,而仍自有其无穷之变化发展。其他种种亦都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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