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第65章

本位。论到政治，则不过求公私欲望之满足。总之，人生以欲望为本，而运用理智，计算得失而已。其不同于中古者，只在以利害代罪福，以法律代教诫。然利害观念和罪福观念，原属一条脉路，变而未变。对于义利是非，向上一念，岂不依然缺乏？中国民族精神如第七章讲，正是“向上之心强，　相与之情厚”，彼此理性长短，此其可见者三。
（四）中国人好讲理，乃于各宗教不复沾滞在其特殊名家、具体仪文、表面关系等，而理会其道理。每有人想把各大宗教融合沟通，在昔则有所谓“三教同源”，在今则有所谓　“五教合一”，其他类此者甚多。他们总喜欢说：教虽不同，其理则一。此固不免笼统可笑，然正见其是直接地信理，间接地信教。即此抽象理解力，可为其理性发达之征。但理性发达，并不足补救其短于理智，许多幼稚可笑之迷信，依然可流行于读书人之间。反之，在西洋虽不能以道德代宗教，却可有科学以代迷信。两方互有短长，此其可见者四。
（五）讲理与斗力，二者互不相容。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此耻于用暴之美德，外国有识之士如罗素曾深致叹服：
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　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中略）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罗素《中国之问题》第192页，中华书局出版）
罗素此叹，正是自悟其西洋之短。往古文化浅之人，冲动强而理性短，于彼此相争之际，不能论辩以明其是非，辄以斗力决曲直。此风在欧洲直至近代初期，犹未尽除，既行于私人彼此之间，亦且行于公众。看甄克斯《社会通诠》便可晓得。前引其所叙旧时选举竞争之事，即其一例。在他书中说：
胜者得之，负者噤若。
两造相持，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
这正合了“有力者就是有理”（Might　is　right）那句话。文明既进，血斗似不复见，然而工业上劳资之两方，此以罢工为手段，彼以闭厂为武器，依然是不决于理而决于力，以胜负定是非。风气移人，今日中国少年口里笔下亦爱用斗争一词，完全模仿布尔塞维克而来，北伐以前犹未见也。中西理性长短，此其可见者五。
以上五点虽云未尽，可得其大要。但假如我们想指出西洋在理性上有优于中国之处，却亦有一点可指。那就是：他们理性虽浅，却是随着其社会形势之开展而次第开发，并不像我们是早熟的。早熟的，常常蕲向虽明，而事实多有不逮。常常只见于少数人之间，而不能普遍于社会，尤其缺乏客观保证，不免于反复。次第开发者，从事到理，心随身来，稳定可靠，便不致如此。关于此方早熟之为病，向下续有说明。
三　陷于盘旋不进
前讲中国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源于产业革命之不见（第十一章）。现在又可看出产业革命之不见，源于无科学，盖从心思上之中西分途，其文化之后果便全然两样，中国虽于其途尚未大分之时，有科学之萌芽，而当其途既分之后，科学卒以夭折，不能再有。同时，就专以修己安人为学问，而农工商业一切技术则不入于学问，被划出于劳心者注意圈外。学术研究之题材既隘，又以不易捉摸之生命为对象，遂盘旋而不得进。同时，农工商诸业得不到学术研究以推动之，亦不能有进步。此两者以分离而同蹈绝境，中国人在人生第一问题上乃留滞于产业革命以前。
试更取西洋对照作表以明之——
西　洋　中　国
心思偏于理智　心思偏于理性
满眼所见皆物，不免以对　忽失于物，而看重人。
物者对人。
科学大为发达。　科学不得成就。
科学研究与农工商诸般事　把农工商业划出学术圈外。
业相通，相结合。
学术研究促进了农工商业，　学术研究留滞于所到地步，
农工商业引发了学术研究，　一般经济亦留滞于所到地步。
学术与经济二者循环推动，　且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
一致向大自然进攻。于是　之势，鲜相助之益，又加重其
西洋人在人生第一问题上　不前进。于是中国人在人生第
乃进步如飞，在人类第一　一问题上陷盘旋状态，在人类
期文化上乃大有成就，到　第一期文化上成就甚浅，且无
今天已将近完成。　完成之望。
所谓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之势鲜相助之益者，例如两汉经学，魏晋清谈，宋明理学，以及后来之考据、词章，哪一样不如此？而此外，像是伦理化的经济，化理化的政　治，向里用力的人生，又何莫非使中国人在第一问题上不得前进之有力因素？前在第十　一章讲产业革命所以不见于中国那一段，已曾数说过，请参看前文，今不重复。前前后后各种因素加起来，就使得中国人在第一问题上不能前进，决定而又决定。然试检看这许多因素究从何来？则又莫不来自一个根本点：理性早启，引入了人生第二问题和第二　态度，若将向于人类第二期文化而前进，便消极搁置了第一，积极遏阻了第一。
那么，就要问：不能成就第一，是否能成就第二呢？第一路通不过了，第二路可不可以　通呢？不能行。第二问题是理性的问题，第二态度是理性的态度，第二期文化是人类理　性充分展开之文化。本书从八章便讲过“理性要从阶级来”之理，其后续有阐明。然而中国自封建解体，化阶级为职业那时起，把这作为人类进达理性之阶梯的阶级却拆散了，即再无办法。所有周孔以来早启之理性，其表现与成就只得“纳人群于伦理”，“化阶级为职业”，“融国家于社会”……这些，无能再多。这些只可算是第二期文化一点影子，缺乏经济进步，实无望其完成第二期文化。上章曾细剖“心随身来，身先而心后　”，第二期文化必以第一期文化为基础的种种道理。读者回看前文，自可明白，此不多说。
那么，再问：第二路不通，是否可以回复到第一路去呢？这亦不可能。第二回到第一，　那就是由理性又退回到身体，向外用力又代向里用力而起。这在人的生命上便是退坠，并不能复其从身体发轫之初，在中国历史上便是逆转。亦不能再回到没有经过理性陶冶　那样。换言之，这只是由成而毁而已。读者试回看第九章所论“逆转于封建”，第十一　章所讲“周期性的乱”，就可明白，此不多说。
前进不能，后通不可，只有盘旋。盖生命现象中固无停住不动之事。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固然是盘旋，凡其一切不进者，若经济若学术亦都是在盘旋。此真人类文化一奇迹　！旧著于此，早有点明：
他再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西洋之路），亦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印度之路），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他会要长此终古！
（上略）从此简直没有办法，不痛不痒。真是一个无可指名的大病！（以上并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3页）
中国近两千年社会，单从经济上看，无疑是介于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之间的。固然它亦许是正在过渡——从封建到资本之过渡。但为什么老在过渡，而总渡不过来呢？不肯在封　建资本之外建立第三方式者，不能解答这问题而受窘，即建立第三方式者（如李季建立　“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说），依然窘于解答。这都是把盘旋不进误认为进步慢，昧　特殊为常态。于唯物史观不能善为理会，而固执之，以自陷于不通。
我在另一旧著又指出其所以盘旋之故，在交相牵掣——
照此社会形势，的确有使人走入人生第二态度之必要。但人能不能应于此必要而走去，固未易言。在这里至少有两层问题：一层是人生落于第一态度则易易，进于第二态度则较难（中略）。一层是第二态度固于此时有必要，而第一态度于此时亦同有其必要。盖从人与人的关系（第二问题）以为言，此时固以第二态度为必要，而第一态度殆无所用之—　—此其异于西洋社会者。然从人与物的关系（第一问题）以为言，则此时又以第一态度为必要，而第二态度又殊不适用——此其不异于西洋社会者。两个必要交陈于前，两个态度乃迭为起伏交战于衷，数千年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