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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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族帝王虽然不信奉道教，但从入关前开始，就从皇权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地认同集忠义节气于一体的关羽。清世祖福临与蒙古族诸汗结为兄弟，就明确地宣示：“亦如关羽之与刘备，服事唯谨也。”因此，顺治元年（1644）便将关羽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他们还认为，满族帝王入主中原多赖关圣帝君的神佑，应与孔子同样尊崇，故以孔子为“文圣”，关羽为“武圣”。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二年西巡途中，特意拜谒关羽祖籍山西解州关帝庙，题赐“义炳乾坤”匾额。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胤祯别出心裁，又追封关羽的远祖、祖父、父亲为公爵。自乾隆以降，历嘉庆、道光两代，关羽的谥封增加到了二十六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关圣大帝，显赫到了登封造极。帝号无以复加了，清文宗奕乃在咸丰五年（1855）追封关羽远祖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亲为成忠王。清承明制，祭关圣大帝列入国家祭典，连清廷皇宫也供奉着关羽神位。
族群、宗教与皇权三位一体，纠葛互动，深层的文化根基在于儒家思想。孔子宣仁讲义，孟子说得更为明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照孟子所说，儒家思想最高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仁义”，二者既可合言，又各有其涵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或者“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就揭示了“仁”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精神诉求，“义”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行为趋向。
孟子还说，“仁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事亲”，“义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从兄”（《孟子·离娄章句上》）。自汉代“独尊儒术”，经汉儒改造过的儒术政治、人伦指导思想“三纲五常”，本源都在其间。用以看三国名将，实事求是地就“义”讲“义”，曹魏的张辽、徐晃，蜀汉的赵云、姜维，孙吴的周瑜、陆逊等人，都可以与关羽一较高下强弱；但他们没有“从兄”这一条，再加上魏、吴不算“正统”，所以都沾不上边。张飞虽然有“从兄”这一条，并且同属一个阵营，但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败走麦城不屈死那样的特殊经历，因而也归于淘汰之列。唯有关羽的毕生行为趋向，可以充当“义”的样板诠释符号，故尔他成了不二人选。与孔子相附，孔子主要是精神师表，诠释了“仁”，理所当然算“文圣人”；而关羽则被捧为行为楷模，诠释了“义”，顺理成章地罩上了“武圣人”光环。正由于这个缘故，千百年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统治中国的思想文化核心主题一个是“文圣人”孔子代表的“仁”，一个是“武圣人”关羽代表的“义”，而且“武圣人”关羽及其代表的“义”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
其所以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从清代到民国，还不能忽视帮会的介入和作用。清初的不少前明遗民，抱着狭隘而又执著的族群偏见和正统观念，竭尽志力地追求“反清复明”，天地会和白莲教就是其中的两大帮会组织。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天地会又称“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亦称汉留，始倡者为郑成功等人”。其起源还有别的几种说法，历来众说纷纭，迄今还不能独取一说。但陶成章说的“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非天地会之支派”，其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众基础相当深厚，历来既有革命性又有破坏性却是可以相信的。其中的哥老会俗称“袍哥”，发端于四川，流布于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区，踪影遍及全国，颇能代表天地会的会规和习俗。
从清初到民末，袍哥组织扎根于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军阀政要、富绅巨贾，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依不同社会身份分别归属仁、义、礼、智、信五大堂口，以开山立堂、歃血盟誓、义结金兰的方式纠结为帮会。各个袍哥堂口共同供奉的主神，就是“武圣人”关羽。袍哥开山堂要烧三把半香，一把香表示效法春秋时期的羊角哀、左伯桃结为生死之交，二把香表示效法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把香表示效法北宋的梁山一百零八将，另外半把香表示对于隋末唐初的瓦岗寨结义英雄单雄信拒不投唐，临刑前只有秦叔宝一人到法场哭祭送别的追怀。开山立堂仪式开始后，正、副龙头大爷要率全堂哥弟望空遥拜，赞《迎圣令》：“恭迎圣驾，銮卫遥临；桃园千古，帝君一人。恭维圣帝，万世人杰；大义参天，于今为烈！”经过一系列仪式之后，各归位次，香长还要传《汉留道令》：“天下袍哥是一家，汉留大义总堪夸；结成异姓同胞日，香堂盛开棠棣花。”十分明显，袍哥崇拜关羽，高举的旗帜正写着“义”字。袍哥的“义”自然包含了忠义、仁义、节义，但精要在于侠义，亦即所谓“江湖义气”。这“江湖义气”，历来远不只是袍哥讲，而是天地会之类的帮会一概都讲。从清初到民末的两百多年间，帮会组织比宗教、皇权更具社会渗透性，因而“江湖义气”也更具民间亲和力，江湖“关圣人”并不完全等同庙堂“关圣人”。
生前“万人敌”的关羽，演变为身后“武圣人”的关羽，脉络大体上理清楚了。显而易见，由族群、宗教、皇权合力打造出来的“武圣人”关羽，尽管闪现着三国历史上的那一个具体的“万人敌”关羽的影子，但二者之间决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原型与再现关系。同样是后来打造，庙堂版的“武圣人”关羽，也与江湖版的“武圣人”关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因为帮会对庙堂从来就是有即有离，相同的话语用辞涵义并不完全一致。族群也好，宗教也好，皇权也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那样热衷于打造“武圣人”关羽，把他神圣化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举世无匹的状态，排除其间固有的特殊利益成分，应该说，时至于今乃至于百代以后，诸如精忠报国、取义成仁、勇武刚毅、诚信劲节之类的道德行为激励，仍不失为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在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基准线上，江湖与庙堂都可以保持心气相通。
然而，历代封建统治阶层多曾因袭传沿的那种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灌输臣民的是一套，放纵自身的是另一套的虚伪根性和丑恶作派，又常使“义”字旗号蒙尘或污损。一个殷鉴未远的史例，距今不过百把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避难，途经山西时，晋商“日德昌”商号承担起了全部费用，还送给他们不菲的旅资，事后慈禧赐匾“急公好义”嘉奖。但随之而来，清政府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