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30章

事”。杨暨就说：“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于是曹丕召刘晔来对质，“帝问晔，终不言”。事后单独见曹丕，他说“伐国”是“大谋”，用兵是“诡道”，自己是为了保密才不说“可伐”的。单独见杨暨，又责备杨暨不懂钓“大鱼”要先“纵而随之”，等到“可制而后牵”的道理，宣称“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教训人家“不可不精思”。他这样巧舌“应变”，首鼠两端，终于引起他人“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的非议和抨击，也引起了曹丕的怀疑，试验了几次，就真相大白。刘晔降职大鸿胪，失意发狂，终竟“以忧死”。裴注引《傅子》批评他说：“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
如今看，刘晔与贾诩大不一样，他是尽忠而帮闲、帮忙，帮得过了头，既养成了刻意揣摩，迎合主子意向的奴性，又学会做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自以为灵巧变通，其实挺愚蠢可笑的俳优，落入了人格分裂、丧失自我的泥淖。裴松之为他惋惜，我认为，可怜、可哂亦复可悲，难以一语了之。
如果说，贾诩出坏主意，刘晔做两面派，都有保身而不明哲的因素使然，那么，华歆作过恶事，就是自觉地为虎作伥。年轻时，他与邴原、管宁一起游学，三人结为朋友，时人称誉三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据《世说新语·德行》记述，华歆曾与管宁一起在园中锄菜，发现菜地有片金，管宁视之若瓦石，照旧挥锄不顾，他却拾起来掂了又掂，然后才掷去。又曾同在一席上读书，偶有乘轩冕者从门外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停止读书跑出去伫足观望。由这两件小事情，管宁看出华歆希慕财宝和权势，便与他在席子上割划开来分坐，当面声明“子非吾友也”。成语“管宁割席”，即本于此。
华歆以后出仕为官，跟从过董卓、袁术、孙策、孙权，官渡之战时投效曹操，由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为侍中，一直做到尚书令，颇受曹操信任。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给其父亲伏完写信，“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事状泄密，曹操派时任尚书令的华歆为副手，随同御史大夫郗虑进宫去强迫汉献帝废除伏皇后。华歆带兵入后宫收伏皇后，伏皇后“闭户藏壁中”，出身文人的华歆竟抓住伏皇后的头发把她拖到外殿。当时傀儡皇帝刘协也在外殿，与郗虑同坐，恐惧不安。伏皇后披头散发，赤足跣行，哭泣着对刘协说：“不能复相活邪？”刘协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掉头问郗虑：“郗公，天下宁有是邪？”结果是将伏皇后下于暴室，幽禁而死，她生的两个皇子一并鸩杀。（事见《后汉书·皇后纪》）身为副手的华歆如此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无非是要挣表现，凸显自己比郗虑更能坚决贯彻曹操的“最高指示”，从而用伏皇后母子的鲜血进一步“染红”自己的“顶子”。果不其然，他在曹操、曹丕治下都官运亨通，进一步由御史大夫升任为相国、司徒，生封安乐乡侯，死谥敬侯，直活了75岁。如华歆之类文人，从来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追求现世安乐，并确认助纣为虐能有好报。
许攸另是一种文人。年轻时，他与袁绍、曹操相友善，算得上老朋友。汉初平年间（190—193），他随袁绍在冀州，常在坐中发表议论。建安四年（199）袁绍消灭公孙瓒领四州后，他与田丰、荀湛“为谋主”，成为这位老朋友的“智囊”之一。但“许攸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他过度的欲求，他竟在次年官渡之战的紧急关头，自发性地背叛了厚待他十年之久的袁绍，改换门庭，投奔到另一位老朋友曹操的麾下。曹操一听说许攸来了，顾不得穿鞋，打着赤足就出门迎接，一见面就拍着巴掌眉开眼笑地说道：“子远（许攸的字），卿来，吾事济矣！”果然许攸带来一份极珍贵的“见面礼”，向曹操献计，派出轻兵偷袭乌巢，烧毁袁军囤积的军粮，“不过三日，袁氏自败”。曹操依计行事，迅速扭转了不利形势，最终取得官渡之战的重大胜利。
乌巢一役中，曹军俘获了袁军大将淳于仲简，割掉他的鼻子计功。曹操见到淳于仲简，问他“为何如是”，仲简答以“胜负自天，何用为问乎”，操壮其言，“意欲不杀”。许攸却在旁边烧阴火，阴阳怪气地说道：“明旦鉴于镜，此益不忘人！”于是乎，一位老同事，就因此一言而被杀掉了。曹操进而打败袁绍，占据冀州后，许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每在席间，他总爱发人来疯，直呼曹操小名炫耀说：“阿瞒，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曹操当面给他留面子，答谓“汝言是也”，实已“内嫌之”。其后随同曹操出邺城东门，许攸顾谓左右说：“此家（曹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终于使曹操忍无可忍，将许攸收系下狱，诛杀无赦。曹操如何性忌，如何嗜杀，姑且置于不论，许攸身死口闭，确属咎由自取。他那样贪财，背友，叛主，夸功，辱人，实在把太多的“文人无行”积聚于一身，自古及今非常典型。
杨修也有相似之处。论文学才华，他在建安文人群体中虽非一流，亦颇知名。据裴注所引《典略》记载，“自魏太子（曹丕）已下，并争与交好”。曹植尤其对杨修爱重有加，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那篇著名的《与杨德祖（杨修的字）书》，就反映出把他引为“同好”的旨趣。而杨修的回信，虽然也文辞俊茂，对“建安七子”中人有所评论，但通篇流露出对曹植的谀美之意，文品和人品都差一筹。正因为如此，他不安心于做个作家（尽管当时没有作家协会，没有专业作家），而把聪明才智用于政治押宝。曹植的文学才情冠绝当世，诗、赋援笔立成，华彩在曹丕之上，曹操也有诗人气质，一度打算立曹植为太子。杨修时任丞相府主簿，相当于今之贴身秘书，窥探到了曹操的这一政治意向，便在同为文学朋友的曹氏兄弟之间作出了倾斜性选择，与丁仪、丁廙兄弟一起充当了曹植的“羽翼”。一方面，他仍然不忘敷衍曹丕，送给曹丕王髦剑什么的。另一方面，则尽心竭力地替曹植邀宠造势。曹操要召见子辈问事，杨修就帮曹植“豫作答教十余条”，使曹植总能抢先答对，博得欢心。殊不知次数多了，曹操不免“怪其捷”，推问出了真相。为考察曹丕和曹植的应对处事能力，有一次，曹操命二子各出邺城一门，又密令门吏不准开门。杨修预先教曹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于是曹植杀死了门吏得以出门，而曹丕却“不得出而还”。
杨修的政治投资多在曹植方面，引发曹丕的不满，于是用车载废簏，内藏朝歌长吴质，入府商量对策。杨修知道了，立即向曹操举报。曹丕害怕了，又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曹丕依计而行，杨修果然上当，再次去举报，查验却无人，“太祖由是疑焉”。曹操虽有诗人气质，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家，出牌总要讲政治规则，终究选中曹丕作继承人。杨修的宝押错了，却仍不懂得夹紧尾巴做人，反而在曹操眼皮底下卖弄小聪明，另搞政治投机。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曹操攻汉中不利，打算退兵，出的口令为“鸡肋”。官属不知其意，杨修却收拾行装，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殊不知聪明自误，惹怒曹操，新账、老账一起算，以惑乱军心、交构（结党营私）诸侯罪名将他处死。近因在露才扬己，犯了帮闲不能显得比主子高明之忌，远因和根子却在拥植抑丕，政治押宝押错了，到头来沦为政治牺牲品，诚然可悲，亦属自取。
杨修与孔融的好朋友祢衡，是一个另类文人，“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年游历许都，有人建议他去认识名士陈群、司马朗，他狂傲地说“吾焉能从屠沽儿耶”。人又问他“荀文若、赵稚长云何”，他竟答以“文若可借面吊表，稚长可使监厨请客”，抓住荀仪容秀、赵肚腹大的生理特征，随口侮辱人格。他只瞧得起孔融和杨修，常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当时祢衡年“始弱冠，而融年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