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42章

28）病逝于洛阳，生前从未参与过对蜀作战，更未在两军阵前与诸葛亮发生对骂。罗贯中仅就一点劝降影子，就把王朗移花接木到诸葛亮的首次北伐事件当中，让他作魏军主帅曹真的军师，在祁山阵前劝诸葛亮“倒戈卸甲，以礼来降”，结果反被诸葛亮当场骂得又羞又怒，倒于马下而死。文学不等于历史，罗贯中如此虚构非但不足为怪，抑且活泛可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中还可以看出，辱骂俨若一种心理战手段，可以产生奇特作用。
《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即已强调“兵者，诡道也”，指出为“将”五要之一就在智计。第三篇《谋攻篇》又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些文字里，虽然并没有直接列举“诡道”智计，但像诸葛亮骂死王朗那种辱骂，分明合乎“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堪称一种“谋攻之法”。事实上，中外古今的军事对抗和政治斗争当中，不只是辱骂，还包括恐吓在内，都经常成为一种心理战的具形选择。其间也有一些猝发性的辱骂和恐吓，尽管沾不上“谋攻”的边，但只要出自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敌对行动，同样能见人见事，凸显出战斗色彩。这方面，三国人物多有高手，也多有好例，值得后人仔细咀嚼。
“建安七子”中有个陈琳，擅长写章表书记，曹丕《与吴质书》评价他的“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官渡之战前，他在袁绍麾下作幕僚，袁绍命他撰写檄文声讨曹操。这篇檄文被后人题作《为袁绍檄豫州》，收录于《文选》卷四十四，与后来唐初骆宾王撰写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异曲同工，都以辱骂得痛快淋漓著称于世。就檄文性质而言，肯定是一篇遵命文章，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专利。但诚如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陈记室集题辞》中所说，陈琳“为袁本初草檄诋操，心诚轻之，奋其怒气，词若江河”，“后世即有善骂者，俱不及也”。其“善骂”表现在，从曹操祖父曹腾骂起，称其“与左悺、徐璜（汉末擅权宦官，左称‘左回天’，徐称‘徐卧虎’），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次骂操父曹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然后骂到曹操头上，指其“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这样查三代，骂三代，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以后，才洋洋洒洒，真真假假，或夸大其辞，无限上纲；或无中生有，肆意诋毁，历数曹操的桩桩罪行，斑斑劣迹。其宗旨，就是要给曹操政治上定性：“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从而“布告天下”，追随袁绍起兵讨贼，建立“非常之功”。借用当今的话说，这篇以“骂”名世的檄文，实质上是袁绍集团在官渡之战前公开发布的罪行榜、声讨书和动员令，兵马未动而先打宣传战，意欲在心理上先将曹操逼到死角。
据裴注引《典略》说，这篇檄文传到曹操手里时，他的头风痛老毛病正巧发作了，是卧在病榻上面读的。读罢居然翻身而起，兴奋地说：“此愈我病！”尽管这样的心理效应恰与袁绍期望相反，但檄文之骂对于曹操心理刺激之深之巨，殊非常人所能想象。其后经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进而占领冀州，陈琳归降曹操。曹操对陈琳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赶紧谢罪。幸好曹操这位政治家确有宽怀大度的一面，“爱其才而不咎”，留下他在身边担任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相当于现今的文字秘书。对这段“骂”的前后因果，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评论道：“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激然露骨。
敢矣撄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倘若转换为辱骂袁绍，陈琳不但本人必死，势必还会祸连于三族。
无独有偶，半个世纪后，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造司马氏的反，也使用了辱骂手段。时在正元二年（255）正月，有慧星长数十丈，起于吴、楚之分，划过西北方向的夜空。毌丘俭、文钦“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在仿造的太后诏令中，他们历数司马师的11条大罪，不乏恶语相加。如罪一“盛年在职，无疾托病，坐拥强兵，无有臣礼”，罪二“为臣不忠，为子不孝”，罪四“权势自在，无所领录”，罪五“有无君之心”，罪六“不顾大义”，罪八“不奉法度”，几乎将封建宗法纲常伦理固有的各项罪名都扣到司马师头上了，有的罪名还是从不同角度反复加重。不忠不孝就类于禽兽，在封建社会深入人心，虽然尚未明指司马师类于禽兽，但妇孺皆知其理，等于已经说了。到第十一罪，更由政治、品德牵扯到生理，抓住司马师新割眼瘤未愈，骂为“天不长（助长）恶，使目肿不成”，也够刻毒的了。其用意，仍同袁绍当年令陈琳草檄骂曹相似，就是要多向度地把司马师骂绝搞臭，从而广泛地造成舆论，以使自己从心理上尽可能地取得将吏士民的认同响应，而置对方于心理劣势，舆论劣势。这一场“谋攻”，一度部分奏效，母丘俭、文钦得以“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今安徽寿县），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拥众五六万插旗割据于一时一地。另一方面，司马师也承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压力，担心朝廷内外反对者甚多，万一用兵战败，将会难以收拾。犹豫再三方决计出兵，亲征淮南，以母丘俭被杀，文钦逃往东吴为最终结果，平定这场叛乱。
曹操也曾骂过刘备。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率军攻汉中，阳平（今陕西勉县西北）一战杀死曹军大将夏侯渊。曹操闻讯极为震怒，亲自率军入汉中，直抵阳平关欲与刘备决战。刘备却驻军山头之上，凭借险峻地势，森严壁垒，拒不与曹操决出一个你死我活。刘备间或也挑逗一下，派遣养子、时任副军中郎将刘封出面挑战，重要将领都不出营。曹操气得不行，大声呵骂：“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须来，令击之！”所谓“黄须”，指他的四子曹彰。曹彰与其兄曹丕、曹植雅好文学不同，“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一向以卫青、霍去病作为榜样。此前一年（218）代郡乌桓人造反，曹彰以北中郎将职衔，代理骁骑将军，率部北征，所向皆破，北方悉平。曹操在长安召见凯旋而归的曹彰，曹彰不伐己功，功劳尽归诸将。由于曹彰的须发微黄，曹操持着他的黄须夸奖：“黄须儿竟大奇也！”如今抬出“黄须儿”，无非想从心理上刺激刘备，促其在曹彰到来以前就决战。殊不知骂了“卖履舍儿”，称了刘备的“爷爷”（自称“汝公”，犹如骂了刘备“孙子”），仍如400年前项羽骂刘邦一样，传承“高祖之风”的刘备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坚决不上当，坚持不应战。从三月围到五月，曹操心理上先拖垮了，决计撤军北还。正是在此背景下，他传出了“鸡肋”的口号，引发杨修自作聪明，抢先收拾行装，招致杀身之祸。很可能，当时曹操的心气不舒，也是杀杨修的一个偶然因素。
同在这一年，庞德骂关羽，另是一种情况。庞德原为西凉马腾、马超父子麾下的一员勇将，建安十六年（211）随马超逃到汉中，依附张鲁；二十年（215）曹操进入汉中，收降张鲁，庞德也随众归降。曹操素闻庞德骁勇，一来就拜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二十四年（219）关羽攻襄樊，庞德率领所部参战，驻守樊城南。他的堂兄庞柔在蜀中，樊城诸将颇疑之，他表明态度说：“我受国恩，义在效死。我欲身自击羽。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与关羽战场交锋，庞德一箭射伤了关羽额头。他常骑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曹军主将曹仁派他驻防到樊北十里，恰逢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平地水深五六丈，造成水淹七军之惨，庞德只好带领余众避水上堤。关羽引水军乘船攻击，乱箭从四面射向堤上，庞德被甲持弓，奋力抗击，从黎明一直力战到午后，矢尽又以短兵相接。他告勉将士：“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战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