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44章

—》屋—淮南将士的家乡多在北方，面对优势兵力的合围态势，心理尤其恐惧，导致“众心沮散，降者相属”，仅剩一些淮南新附农民兵还在为母丘俭、文钦卖命。这是军事实力和用兵谋略合构成的心理恐吓，部分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其效能不亚三五万将士。
司马师随之走出了第二步，派遣时任兖州刺史邓艾统领泰山诸军万余人挺进挑战，“示弱”诱敌，自己则率主力部队迅速跟进。文钦中计，夜袭邓艾，天明才发现重兵掩至了，赶紧落荒而逃，投奔东吴保命。当天母丘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途中同小弟母丘秀、孙儿母丘重一起被杀，不久传首京师，夷灭三族。
参与剿灭母丘俭、文钦叛乱的诸葛诞，与蜀汉诸葛亮、孙吴诸葛谨同为东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但三人分在三国，各奉一主，均居显位。因这次参与东征有功，升任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未久又进封高平侯，食邑3500户，转为征东大将军。但他眼见母丘俭等人累被夷灭，惧不自安，便倾出家财收结众心，厚养死士数千人。同时以筑城备寇为名，要求朝廷增兵10万给他守寿春，私心意图“保有淮南”。当时司马师已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对诸葛诞产生了疑心，于是采纳长史贾充的献策，于甘露二年（257）五月征调诸葛诞入京任职司空。把封疆大吏调入京城作官，既可能是提拔重用，又可能是削权闲置，甚至有夺命之险。
诸葛诞明白自己属于后一种类型，接诏“愈恐，遂反”。他聚众10余万人，夺扬州，据寿春，并派长史吴纲带着他的幼子诸葛靓“至吴求救”。东吴积极响应，派大将全怿、全端、唐咨和降将文钦一起，率三万精兵进入寿春，并封诸葛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当年六月，司马昭亲自统领中外诸军26万余众，布置镇南将军王基、安东将军陈骞等率部对寿春“四面合围”。诸将多希望强行攻城，速战速决，司马昭坚持认为：“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令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所谓“以全策縻之”，亦即千方百计地困死他，震慑他，消耗他，削弱他，最终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26万余众的大军压境，“四面合围”大半年，“城中震惧，不知所为”。到甘露三年（258）正月，诸葛诞、文钦、唐咨率众突围，都被打回城中去，战场遗留的“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城内口粮耗竭，“降出者数万口”。文钦素来与诸葛诞有过节，至此又主张“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诸葛诞对他疑心加重，将其杀死。文钦之子文鸯、文虎逾城投降，司马昭不仅不杀，还封他们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这就使城内的人更想保命求活，加上日益饥困，诸葛诞、唐咨智力穷尽，走投无路。司马昭又用反间计，恐吓说“吴中怒（全）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逼使全怿、全端都率部投降。至二月“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诸葛诞也落得了与母丘俭同样的下场。半年恐吓，一朝全胜，淮南由是平定。
对于辱骂和恐吓，三国时人袁涣自有儒家后学的态度。刘备之任豫州刺史时，曾举袁涣为茂才。其后，袁涣避地江、淮间，曾先后为袁术和吕布所用。吕布与刘备翻脸的时候，要他代写一信去“詈辱”刘备，再三强之，他都不答应。吕布大怒，拔剑恐吓他说：
“为之则生，不为则死！”袁涣颜色不变，笑着回答吕布：“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一席话说得吕布自感惭愧，便没有再强迫他。吕布白门楼丧身之后，袁涣归顺曹操，历任沛南部都尉、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等职，“时人服其清”。曹丕听说他拒吕布之事，问他堂弟袁敏道：“涣勇怯何如？”袁敏回答：“涣貌似和柔，然其临大节，处危难，虽贲、育不过也。”如今看，袁涣对于吕布的恐吓，的确表现得威武不能屈，对于辱骂的理解也合儒学的道理———前一方面值得学习，后一方面也可借鉴。只不过尚须补充一点，那就是，无论古今中外，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皂隶草民，采用辱骂和恐吓手段进行战斗，决然不会都遵从儒家学说，因而决然不宜践行“本本主义”。
第十四章　司马懿之心难以捉摸
司马父子成为曹魏政权掘墓人，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而曹氏父子恰是促成者，历史仿佛在开玩笑。扫却玩笑的迷雾，看一看司马懿那一颗难以捉摸之心，比指一指司马昭那一颗路人皆知之心，对于后世人更具吸引力。那也是另外一种“黄天”代替“苍天”，无关乎宿命。
汉语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出于三国后期，事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曹魏高贵乡公曹髦在位的甘露五年（260），这个时年20岁的傀儡皇帝眼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面见，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其背景在于，嘉平六年（250）时任大将军司马师擅权废齐王曹芳，另立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时年14岁的曹髦继位，改元为正元。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同其兄一样专擅军政大权，儿皇帝曹髦无非一个摆设而已。到甘露五年，司马昭任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权势尊显已可与建安末年的曹操比拟，业已成年的曹髦于心不甘，意欲有所作为。王经劝阻说：“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顺逆之理，非一日也”；倘若“欲出疾而更深之”，势必“祸殆不测”，因而“宜见重详”。曹髦不听，决计起事。王沈、王业向司马昭告密。于是乎，由中护军贾充、太子舍人成济出面，将曹髦杀于南阙之下。随即另立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奂为帝。那就是曹魏政权的末代皇帝魏元帝，在位仅六年，到咸熙二年（265）就禅让给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了。
正如王经对曹髦所说，司马氏“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溯流竟源，要追到司马懿。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出身于一个累世二千石的地方豪族世家。其父司马防，东汉末年任尚书右丞，曾举荐曹操担任北部尉。曹操称魏王不久，特将司马防请到邺城，设宴欢饮。席间曹操问道：“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率尔回答说：“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大笑，对司马防引荐自己步入仕途的铭感之情，尽在如实对答和开怀大笑之中。有这层特殊关系，司马防本人以及其子司马朗（懿之兄）、侄司马芝（懿之堂兄）都先后投靠曹操，并得到重用。《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年轻时就“聪亮明允，刚断英特”，被当世名士杨俊、崔琰誉为“非常之器”。陈寿为晋臣，撰《三国志》不敢犯讳给司马懿及子、孙立传，但在《崔琰传》里，也提到崔琰曾对司马朗说：“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司马懿早年曾在本郡作过郡吏，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任丞相后，时年30岁了才被辟为相府文学掾。在曹操身边，他得到迅速提升，“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见《晋书·宣帝纪》）东曹属主管人事，主簿综理相府庶务，都属贴身秘书性的亲重职务。
然而在曹操时期，或许智囊团的杰出之士太多了，司马懿虽然时有建言，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非常”之处。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立为魏太子，曹操任命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那是一个掌管太子宫禁侍卫的重要职务，从此让他成为曹丕的“四友”之一（另三人为陈群、吴质、朱铄），仕途进入了关键转折点。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一死，曹丕继位为丞相、魏王，立即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转任丞相长史，相当于今之总理办公室主任，上了很大的几步台阶。
历来封建帝王将相身边的亲信，升宫致显都比别的人方便，司马懿在曹丕时期，自然进入了“进步”（当今中国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