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不明白》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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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学你不行吗，你想过干点儿什么吗，待业都一个月了吧。”
说到这里，我便不再说话，只有低头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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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来了电话，说转得差不多了，明天回家。我挂了电话，雷蕾说，那明天我走了，正好过两天有一门补考，该看书了。
第二天，我跟雷蕾回了学校，陪她在教室看了一会儿书，她说看不进去，我说谁都一样，那也得硬着头皮看。雷蕾说要能看进一点儿，当初也不至于不过。我说你会什么写什么，哪怕驴唇不对马嘴，至少不会倒扣分，实在不行就抄几个公式，然后生搬硬套，还给雷蕾举例说明，我初中考物理的时候，有一道计算液体压强的题，我把公式忘了，只记得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背这个公式有窍门，原公式是P＝ρgh，你们记住压强等于“肉鸡爱吃”就行了，于是我牢记在心，并将此话写在考卷上，后来卷子发下来，我看老师回了一句话：我也爱吃。还给了我一分，因为这证明我上课认真听讲了。
我说，还有一次，政治考试，简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我便在答案上写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处不在，正如歌中所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并因此得到该题一半的分数。
雷蕾说，让你这么一说，考试挺容易的，那我不看书了，回去听歌算了。
我说，万万使不得，如果你赶上的老师是乐盲，岂不还要重考。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作弊呀！”
“我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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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蕾坐在教室手里捧着课本，看了半个小时居然没有翻页，我问：“想什么呢，这么半天了，还盯着这页看。”
“没想什么。”雷蕾看我一眼，然后把书翻过一页。
一分钟后，雷蕾又把书翻回到刚才那页。
我问：“怎么了？看不进去？”
她说：“肚子疼。”
我问：“吃坏肚子了？”
“不是。”
“那为什么？”
雷蕾没有回答，我看出她的表情，又问：“痛经？”
雷蕾点点头。
我说：“要不去医院开点儿止痛片？”
雷蕾说：“吃止痛片对身体不好。”
“那怎么办，给你倒点开水喝？”
“没用，你给我揉揉肚子吧。”雷蕾靠住我的肩膀。
我用胳膊揽住雷蕾的腰肢，手按在她的小腹上，轻轻地揉了起来。
雷蕾因为喝了许多茶水，随着我手掌的运动，有“咕噜”的水声从雷蕾的肚子传出。
揉了一会儿后，雷蕾按住我的手说：“别揉了。”
我说：“为什么，不疼了？”
“还疼。”
“那为什么不揉了？”
雷蕾趴在我的耳边说：“我想放屁。”
我悄声说道：“你能保证放出的屁既没有声音又没有臭味吗？”
雷蕾说：“有点儿困难，你没听过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道理吗？”
我说：“那你就出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再放，多响多臭都没关系。”
雷蕾说：“你陪我去”
“我不去”
“为什么？”
“不是我不想去，我怕去了影响你的发挥，我做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偷偷摸摸，当着人做不出来。”
雷蕾拽住我的衣服说：“你跟我去，我不怕。”
出了教室，来到楼顶，我点上一根烟，指着不远处的墙角对雷蕾说：“就那儿吧，我不过去了。”
雷蕾说：“我不想放了。”
“为什么？”
“没有感觉了。”
“要不然我再给你揉揉肚子，酝酿一下情绪？”
“不用了。”
“那干嘛来了。”
“我就是想和你出来呆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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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完烟，我和雷蕾拥抱了片刻，没有接吻，因为她不喜欢我嘴里的烟味，然后又回到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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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蕾果真按我说的做了，抄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宝典，带去考场。
考试下午四点开始，不到一个小时候，雷蕾满心欢喜地回来，说都抄上了，离开考场的时候，纸条还被旁边一个束手无策的男生要去。
雷蕾说，过了这门，再把毕业设计搞定，就算大功告成。我说那去庆祝一下吧，雷蕾说，当然了，等晚上的。
到了六点，我和雷蕾正要出去，来了一个电话，她说：“是你……找我什么事……对……啊……那怎么办……好吧。”然后挂了电话，愁眉不展地对我说：“那个研究生给我打的，出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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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雷蕾把纸条给了旁边男生后，他抄完又给了另一个男生，而这个男生笨手笨脚地刚打开纸条，就被监考老师擒获，他不打自招，说纸条不是自己的，别人给的，于是老师逆流而上，寻到根儿上。
这个老师就是那个研究生的导师，他回到实验室把抓了一个女生作弊的事情说给在场人听，研究生随口问了一句哪个系的，导师说是建筑系的，研究生就特意问叫什么名字，导师说叫雷蕾，都大四了，估计学位没了，一张纸条，三个学位，明天我通报教学处。研究生听完赶紧跑出实验室给雷蕾打电话，验证了导师的话。
研究生让雷蕾在宿舍等他消息，他先去说服导师不要上报教学处，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听完，我忿忿说：“那两个男生真不够男人，吃水忘了掘井人。”
雷蕾说：“你不是好舞文弄墨吗，帮我写三百字检查，主动承认错误总比被动挨打好。”
我找到纸笔，想了想，说：“少写点儿行吗。”
雷蕾说：“你要是三个字能表述清楚也行。”
于是我拿起笔，写了一份三个字的检查，言简意赅：我错了！
雷蕾看了抓起来就给撕了，说：“我让你帮我办点儿事怎么这么难，当初可是你让我作弊的！”
“可是我没让你作弊被抓。”我申辩。
“被抓的又不是我。”
“可你不该到处施舍。”
“都是同学，我能见死不救吗？”
正说着，电话响了，研究生说：“你下来吧，在学校咖啡屋。”
撂下电话，雷蕾说：“我去见他，你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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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电话雷蕾，她手机关机，去宿舍找，门锁着。
她又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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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再继续寻找雷蕾，预感她还会出现。
接下来的冬天，我蛰伏在家，读书写字看电影。
无论什么书，拿起来就看，我知道比我聪明的人有很多；无论哪国的片子，只要是盗版，就买来看，我相信盗版商的眼光。
我有各个电影节上获奖的纪录片，每每看完都会心情沉重，因为它们拍得太残酷了。而纪录片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只记录了一部分生活，所以，生活的残酷比之更甚。真正的生活比这更残酷。
除了纪录片，我还有一些书、一些唱片和一些电影，我有将它们占为己有的癖好，谈不上收藏，只是看着它们陈列在自家的书柜中就高兴。如果问我为什么收集它们，我也不知道，反正喜欢就买了，而且多数不再重复阅读、聆听或观看，只是看着它们，我便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它们组成了我的成长岁月。
再说说我的那些唱片，其中打口带居多，因为国内唱片可听的寥寥无几，而国外引进版唱片又价格昂贵，加之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MP3，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打口带，经常旷半天课，穿越半个北京市，跑到海淀图书城翻腾喜欢的磁带。那时的海图非常脏乱差，如今已治理得井然有序，当初那些卖打口带的哥们儿现在都人模狗样地成了各行业精英，我好几次从各类经理人杂志上看到他们的照片和专访，并配以文字说明：XXX公司总经理某某某。他们的转型，也许是因为后来出了MP3，什么样的音乐都能从网上下载，打口带没了销路，不过这种转型也太成功了。记得其中一家音像店店主在这条街称王称霸，没他铲不平的事儿，工商税务不在话下，磁带没收了，他打个电话，对方就乖乖地送来，一个劲儿地赔不是，还坚决请他吃饭，说把弟妹也带上吧。店主的女朋友酷似李嘉欣，不知为何，这种长相的女人总要被这种男人泡，《古惑仔》中李嘉欣就被郑依健泡。
那些打口唱片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无不被海关打下深深印记，我们就是听着它们长大的，看着它们，感觉自己的青春也被打了口。唱片打口的位置不一，就像打在我们这代人心灵上的口，每个人的都不一样。
直至今日，我仍然喜欢听打口盘，我属于打口的一代，而今天的孩子们是数码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