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教父》第9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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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赢来最后的胜利。
真正的做大做强何其艰难！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从衡阳出师到打下武汉，这七八个月里曾国藩历经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四散溃逃、湖南军政两界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的羞辱。他打了败战，回到长沙，长沙把城门关起来，不让他进。一个堂堂朝廷大员，为国家的事情打了败仗，竟然连自己的省城也进不了，这个羞辱非比一般。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
经过一个短暂的胜利时期后，曾国藩来到江西，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国藩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这期间，曾国藩遭受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致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我的小说第一部《血祭》的最后一段，写他很凄凉地回到家里守父丧，那时是他神经官能症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５０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对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用湖南乡间的一句土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一个好汉牙齿被人打脱了，连血一起吞到肚子里。“打脱牙和血吞”，一层含义是不示人以弱，不要人怜悯，不在人前求取宽容。第二层含义就是把仇恨记在心里。
野史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一个湘军将领写报告，说现在是“屡战屡败”。曾国藩拿来改了一下，改作“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一字之动，精神面貌就完全两样了。
第十卷　风云无形　第920章　为官要全力以赴
吴天然在这本杂志上，看到了不少王国庆在上面的批注。**泡！书。吧*比如，为了目标，要全力以赴。要学会隐忍，内敛，舍得等等。
下面这一条曾国藩的成功之道，王国庆硬是用红笔全部圈阅了。可见他对此是多么重视。
（四）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野史记载，对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可以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都是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觉。曾国藩心里当然知道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他需要这样，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他是怎样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来确保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呢？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１、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就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所以军权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很清楚。
所以他要给朝廷造成这个印象：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于是他在创立湘军时，就立即提拔一个满人塔齐布做这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大概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提拔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曾国藩其实最不喜欢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这样做，有必要吗？朝廷难道真的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１８５４）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这很奇怪！当然有个理由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已经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但从感情上来说，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只有七天，马上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干了五年，可以说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咸丰七年（１８５７）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然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办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１８６０）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这样的，而对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样子？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起一个七品官员。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安徽巡抚。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提拔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李续宾咸丰二年（１８５２）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１８５８）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１８５６）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左宗棠，咸丰十年（１８６０）是曾国藩保他，称赞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到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只有三年的时间，左宗棠就是闽浙总督，已经跟曾国藩平起平坐。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贡献更不能跟他比。但是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说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日子，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以我对他２０年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的时候，马上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说曾国藩现在不过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原因，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史学界也一直有这样的争论：湘军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这个原因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著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但是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你为什么不说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所以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很犀利的文章，但是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很长时间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原因，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不过是他的偏师而已。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所以朝廷要压他。同时要迅速提拔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２、尊重友军，尊重与之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
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军队，有胡林翼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国藩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国藩发迹的，曾国藩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