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人格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第39章

濒于错乱，老是纠缠菲力浦，要他付给她养育亚力山大的费用。　菲力浦和儿子亚历山大也离这种非理性的境地不远。　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亚历山大公开侮辱他的父亲，惹得菲力浦气急败坏地要杀死他。　亚历山大并不示弱，杀气腾腾与父亲搏斗，侍者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俩拉开。菲力浦请来亚里士多德做儿子的老师，是希望他教给儿子治国之道，而亚里士多德想用“智慧的甘泉”去平息宫廷中膨胀的野心，培养一个堪称人间典范的人格，这是亚里士多德到马其顿宫廷中的主要动机。亚里士多德初为国师时，亚历山大刚好十三岁。　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对幼君的教育，他改编荷马史诗，广泛搜集城邦政制的资料，讲述治国之道，希望能培育出一个正义之君。在亚里士多德的教育下，幼君果然有所长进，与父亲的冲突越来越少，暴躁的脾气也有所收敛，他十分尊敬亚里士多德，觉得他比自己父亲要仁慈得多。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原则也慢慢为他所领悟。亚里士多德每次讲完一个治国方针之后，就开始理性的课程，他说“理性原则”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被动地服从理性指示；另一种指“主动地服从理性的指示。”
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特别是君主就应该主动地服从理性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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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被动原则实现的理性生活，是指在强制管制或统治下的生活，如法律约束下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合乎法律，合乎理性，但是是在外力约束下而实现的。按照主动原则实现的理性生活，是在道德意识和意志支配下而实现的主动选择的生活。这是一种有思考的生活。　人有情感、有欲望，情感欲望指向何处，目标何以达到，都得经过人思想的加工。　善与恶、高尚与卑下、光荣与耻辱，是什么模样，都是思想的熔炉里锤炼出来的。这是主动选择的生活。　被外在力量强制或胁迫之下完成的行为，是非自愿的行为，无知状态下完成的行为，也是非自愿的行为。　任何自愿的行为，其始点都在人自身之内。　有所期望、有所欲求，并选择各种手段获致效果，生活的色彩也就在这种选择下展现出来，这种选择是自愿的，没有外界的强制，但是自愿进行的活动并不等于自愿选择状态下进行的活动，因为像其他动物或儿童也可以自愿生活，但不能选择。　还有一些突发行为，我们可以说是自愿的，但不是选择的结果。　这一类“自愿行为”之所以没有“选择性”
，是因为他没有主动性，没有主体的积极性。这是有为的现实生活。　一味空谈，胸中经纶万千，脚下寸步难行，是迂腐，空谈当不了饭吃，空谈成就不了事业。只有不图享乐，才能变得节制，只有坚定而藐视恐惧，才会变得勇敢。　浑浑噩噩，不思进取；疯疯癫癫，不谙事理；懵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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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懂，不明世态。　生如牛马，死如猪狗，其生活能说是理性吗？不能。理性的生活也是有激情的生活。理性是激情的支配者，激情是理性必不可少的条件，理性尤如灵魂，激情尤如骨肉，缺一不可。　人们常常是有了某种朝向美好的非理性的冲动，尔后才会有理性的表态和裁决。　正如人类的幼儿时代，对那些新鲜事物的狂热之情如泉喷涌，进入青壮年，理性逐渐植入人类的灵魂之中。　没有激情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亚历山大十分赞赏老师对“有为”的阐述，他有一天对老师说，这个“有为”应该用版图和权势来衡量。不一定，有人选择政治，有人却选择思辨，另外一部分也许会选择平凡，都应该称作“有为”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亚历山大身为王子，身上的骄纵、傲慢和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态度，最令亚里士多德大伤脑筋，虽然亚历山大跟从亚里士多德学着在理性的大道上行走，可宫廷中的野蛮与粗鲁一次又一次把他往回拽。此时的菲力浦正做着征服世界的美梦，他正逐步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先是用甜言蜜语把希腊各城邦哄得团团转，然后一个一个将它们吃掉。　亚历山大看到父亲的成功，也跃跃欲试，想跨上骏马，踏上征程，以马其顿的野蛮来征服希腊的文明。亚里士多德决心继续以理性之水来浇灭亚历山大的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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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火，他告诉亚历山大要学会节制，只能追求适度的快乐，不要与理性相背驰，要求他以应该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去追求他应该追求的东西。亚历山大有一天笑着对老师说：你是想把我这个马其顿人改造成雅典人。
三、人格的责任意识
公元前３４０年，菲力浦南征希腊，亚历山大为父摄政。两年后，马其顿在卡罗尼亚战役中打败了希腊联军，接着又在科林斯召开希腊各城邦的代表大会，从而成为希腊的霸主。公元前３６６年，菲力浦遇刺，亚历山大继位。　第二年，亚历山大把希腊各城邦的首脑人物召集起来，宣布道：“在我伟大的父亲伟大的功业之下，希腊统一起来了，结束了分裂的局面，现在我要发扬菲力浦的精神，远征波斯，请诸位戮力同心，共图大业。”
希腊各城邦纷纷表示赞同。这时亚历山大还只有二十一岁，长得威武雄壮，两眼露出桀骜不驯的光芒，他整天身着铠甲，手持长枪，巡视在各个军营，鼓舞习武的军士们，不要懈怠，苦练本领，为伟大而骄傲的马其顿争光。亚历山大问亚里士多德：你看我的远征会成功吗？
亚里士多德反问：武力也许可以征服他人，但理性能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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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他人吗？
我想我会的。　亚历山大回答道。从内心说，亚里士多德对自己的学生还很满意，虽然他有些骄横，但在理性的指示面前，他从不敷衍，总是尽自己的努力去悟解。　父亲给他建立的基业，已经十分坚固，但他不甘心躺在父辈的盛名下，他要开拓自己“有为的”
事业，开辟新的疆土，获得更广阔的世界。从他的豪志和胆魄来论，是一个伟大的年轻人，像自己一样，反抗一切现成的东西，亲手创造世界上尚未存在的东西。　他觉得他和这位年轻人有一种天生的默契和缘分。然而，武力的征伐少不了杀戮和奴役，或毁或誉，是功是过，亚里士多德请亚历山大仔细权衡。亚历山大说，是非功过，任人评论去吧，我只管干我的事业。亚里士多德说：要发动战争，就得担负起战争的责任，对战争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因为理性的人是看重责任的人。人既然有了选择的自由，行为的责任当然由选择者自己承担。我们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的，这就是愿望，要达到目的，得通过一个手段，这就必须经过慎重审视与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手段，就与人的理性修养有关。　目的和手段的错综变化，就形成了一幅幅生动的道德画面。德性是凭选择所得的习性，恶性也是凭选择所得的习性。　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目的的形成和手段的采取，都有自己的权力，也就是都有或为善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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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自由。“德性是对我们而言的德性，邪恶是对我们而言的邪恶。　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在我们能够说不的地方，也能够说是，如若高尚的事情是由我们做成的，那么丑恶的事情就不由我们来做。　如若我们不去做高尚的事情，那么丑恶的事情就由我们来做。　如果我们有能力做高尚的事情和丑恶的事情，我们也有能力不去做。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那么，做一个善良的人，还是邪恶的人，也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Qī。shū。ωǎng。）
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无人自愿为恶，也无人不自愿享福。　亚历山大同意这种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后半句是对的，前半句却是错的。　做恶并不是天生性格或无知的结果，而是出于人们自愿和自动的练习。　立法以惩罚那些作恶者，目的就是要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奖赏行善以激励来者，目的就是告诉人们，只要自愿，人人皆可为善。　以无知为借口，推卸行为责任，也是悖逆生活常情的。　一个人可以由于生活的淫乱和不听从医生的指导而生病，就是他自愿生病。他本来是有选择不生病的权力的，可是从失掉健康以后，就再也没有选择的权力了。　那些不公正或放荡的人，最初亦有选择的自由，可以不养成某种习性。他们的习惯既然养成之后，就像把一块石头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