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33章


纯正的唯心主义一向都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而A我的唯心主义则完全是以理解我们关于经验的对象的先天认识的可能性为目的的,这是一个至今从未得到解决甚至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这样一来,全部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就垮台了,因为(就象我们早已在柏拉图那里见到了的那样)它们总是从我们的先天知识(甚至从几何学知识)中推论出与感性的直观不同的另一种直观(一种理智的直观)
,因为人们决没想到感官也会先天直观。。。。
②施密特版是“nun”
(现在)
,哈尔顿施坦版和舒尔茨版是“um”
(为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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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的有知,也泄露不了他自己的无知。只有接触到对主要问题的详尽、细致的判断(本来应该这样)的时候,才能暴露出也许是我的错误,也许是评论家在这一类研究中的知识水平。再说,读者们都是习惯于从报纸的报道里形成他们对于书的看法的,为了及早地打消读者们想亲自读一读这本书的愿望起见,这倒是想得不坏的一个伎俩:首先把大量的段落接连不断地一口气端出来,而这些段落一离开上下文以及伴随它们的证明和解释(尤其是当这些段落对一切学院形而上学抱有反感的时候)
,就一定显得非常荒谬;然后,把读者们的耐心消耗到使他们感到厌烦的程度,接着,在让我认识“持久的假象就是真理”这一煞费苦心的命题以后,就用一种严厉的然而是慈父般的口气教训我说:跟一般通用的语言闹别扭,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把唯心主义做出区别来呢?这种区别从哪里来的呢?把我的这本不如说是形而上学造反派的书的一切独特之处,说成仅仅是术语新奇,这样的一种判断就清楚地证明了我的这位冒充的评判人什么也没有懂,尤其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懂。
A这位评论家却摆出来一副自以为具有一些了不起的高尚
评论家经常是无的放矢。当我把经验的真实性同梦对立起来的时候,他决A没有想到我在这里说的不过是伏尔夫哲学中著名的somniobjectivesumto〔被客观解说了的梦〕,这仅仅是形式的梦,而且也并不牵涉到睡梦与清醒之间的区别,何况那种区别在先验哲学里是根本谈不到的。其次,他把我的范畴演绎和理智原则表说成是“用唯心主义方式表示的人所共知的逻辑原则和本体论原则”。
读者们在这一点上只要参考一下本《导论》就可以相信没有比象这样的一种判断更可怜、更是历史性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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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而又不愿拿出来的姿态说话;因为在形而上学方面最近以来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东西能说明他使用这种口气讲话的理由。虽然如此,他也不该不把他的发现公之于世,因为毫无疑问,有不少人和我一样会看到,尽管很久以来在这方面写出了不少的好东西,但是这门科学并没有因此得到哪管是一指宽的推进。我们固然可以找到一些东西,比如定义更加精练了,瘸了腿的证明得到了一些新的拐杖,形而上学的破衣加上了一些新的补钉,或者改变了式样;这些都不错,但都不是大家所要求的。
大家对形而上学主张都感到厌倦了;大家要求的是这门科学的可能性,是能得出可靠性的根源,是区别真实性与纯粹理性的辩证假象的可靠标准。
对于这些,这位评论家应该是掌握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否则他决不会用这样了不起的口吻讲话的。
但是我很怀疑,对这门科学的象这样一种需要,恐怕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否则他会把他的检查放到这一点上,而且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主题上,即使尝试失败了也还是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还是会成为好朋友的。
在形而上学里,他的思想深入到多远都可以,没有人阻拦他;不过,对于形而上学以外的东西,比如说形而上学的源泉,那是理性里边的东西,他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我的怀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证据是:他没有一句话提到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而形而上学的命运,就是完全建筑在这个特殊问题的解决上的,我的《批判》(本《导论》也是这样)也正是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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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目的的。他所碰上而无法摆脱的这种唯心主义是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而成为学说的(虽然还有别的理由来证实它)
;因此他本来应该指出:要么是这个问题并不象我说的那么重要(就连在本《导论》里也是那样)
,要么是我对现象的看法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要么是用别的方法使这个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但是关于这些,我在他的评论里没有找到一句话。由此看来,我的著作,这位评论家一点也没有懂,甚至也许连形而上学本身的精神实质也一点没有懂;但愿这不是因为他为重重困难所苦而大为恼火,于是拿摆在他面前的这部著作出气,把它的基本要点弄得糊里糊涂。
一个学报,尽管它在精选它的撰稿人方面付出了多少努力,然而为了能够维持它的应得的名誉起见,无论是在形而上学方面,或者是在别的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别的科学和知识部门都有它们的衡量尺度。数学的衡量尺度存在于数学本身里;历史和神学的衡量尺度存在于世俗书或者圣书里;自然科学和医术的衡量尺度存在于数学和经验里;法学的衡量尺度存在于法律书里;即使有关滋味的东西的衡量尺度也存在于前人的例证里。但是对于判断象名叫形而上学的这种东西,衡量尺度首先还有待于去寻找(我曾试图规定这种衡量尺度和它的使用)。
在找到这个衡量尺度之前,假如说一定要去评论这一类的著作的话,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些著作是属于教条主义之类的,那么人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在这里谁也不能对其他人作威作福多久,有人会出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然而,如果这些著作是属于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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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之类的,当然不是判断其他著作,而是批判理性本身,那么判断的衡量尺度就不能是去采取,而是首先要去寻找,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反对和指责是可以被容许的,但是必须建筑在和解精神的基础上,因为这是有关大家的共同需要的问题;而且由于缺少必要的知识,因此蛮横态度是不能容许的。
然而为了把我的辩护和哲学共同体的利益结合起来,我建议举行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在方法上是有决定意义的,通过它,就可以指引一切形而上学研究走向它们的共同目的。
这个考试同数学家所用的办法没有两样,即通过比赛来决定看谁的方法更好一些。这就是说,我向我的评论家挑战,我请他按照他的办法,当然应当根据先天原则,来证明他所提出的真正形而上学的、亦即综合的、通过概念而先天认识的、但无论如何是最必不可少的命题之中的任何一个,比如实体的常住性原则,或者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为其原因所规定的这一原则。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不说话就等于默认)
,那么他就必须承认:既然象这一类的命题如果没有一个无可置疑的可靠性,形而上学就一钱不值,那么就应该首先把这些命题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通过一种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建立起来,从而他就不得不要么承认我在《批判》一书中的原则都是正确的,要么证明这些原则都是毫无价值的。
但是我已经预见到,尽管他直到现在对他的那些原则如何信之不疑,可是当问题在于认真举行一次考试的时候,他在形而上学的整个领域内是连一个可以大胆提得出来的原则都找不出的。因此我将把在比赛中所能期望的一个最有利的条件让给他,即把onusprobandi〔提出证据的责任〕给他免掉,放在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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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本《导论》里以及在我的《批判》里(426—461页①)找到八个命题,其中都是两相矛盾的,但是每一个命题都必然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对每一个命题都必须要么承认,要么否定(虽然没有哪一个不是在当时曾经为某一个哲学家所赞成过的)。
现在他可以随便从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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