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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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对功能主义的批评A五六十年代，正是结构功能理论走红的日子。
１９５６年，金斯利。戴维斯甚至宣称，功能主义根本就是一切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方法，无论他是否自称为功能主义者。他指出，功能主义是一种把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相联系的方法，而这不过是社会学分析的方法。但吊诡地是，正是在功能主义在美国社会学界如日中天时，也开始了它衰退的历程。功能主义理论对美国社会学的独霸局面，遭致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批评者认为，功能主义远不是一种中立的社会学方法，而是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
批评之一是认为功能主义是一种贫乏的理论。说它无法
①参阅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６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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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它的许多命题。例如，帕森斯认为，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就有一些需要必须满足。批评者指出这种说法没有意义。如果要证实这种说法，我们就必须以一些已经灭亡的社会为例，并证明它们确实未能满足所有的功能要求。但除极其单纯的社会外，我们很难找到这种例子。此外，解释某项事物的存在而诉诸它所实现的功能，其实已使“原因”概念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除非事物已经存在，它不可能实现任何功能；这样，结果，即事物的存在却又先于作为原因的功能，这是自相矛盾。霍曼斯（Ｇ。
Ｈｏｍａｎｓ，１９１０—）甚至认为功能主义完全不是一种理论，而仅仅是一概念图式：没有范畴体系，或概念图式，任何科学都将寸步难行，但这本身并不足以给予它一种解释力。
概念图式不是理论。
科学也需要一套有关范畴之间关系的命题，因为没有这类命题就不可能有解释。没有命题就没有解释！但是现代社会学理论一旦建立了它的概念图式便似乎对自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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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最常见的批评认为功能主义只关心社会秩序，这就造成了社会学家的片面性，从而扭曲了对社会事实的看法。
典型的功能主义观点致力于发现社会的稳定，而不是社会变迁；是一致，而不是冲突；是因循，而不是创新；是规范的拘束力量，而不是规范据以建立或被新规范所代替的机制。
达伦道夫（Ｒ。
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１９２９—）把功能主义的社会世界图景比作乌托邦性质的社会幻象；在这个乌托邦中有着普遍的
①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纽约，１９６１年）
，第１０—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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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所有的价值和制度彼此完全协调一致；不存在内在的冲突根源；一社会与其它社会是隔离的，等等。米尔斯在他著名的《社会学的想象力》（１９５９年）
中以及古尔德纳在他的《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１９７０年）中对帕森斯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上述批评不是没有误解的。功能主义固然最关心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但也没有避而不谈其它问题。默顿就引进了反功能概念，证明从功能主义观点看并非任何事物都对体系的均衡有贡献，而功能与反功能的区别可用来说明变迁与冲突。
另外，功能主义视秩序为一问题，而非一简单的事实。
换言之，功能主义无意证明所有的社会都处在平衡与和谐的条件。
但是就另一方面来说，上述批评确实指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功能主义富有创意或想象力之处，在于它运用有机体类比，把社会体系比作一生物有机体。但帕森斯把这一类比推向极端：社会体系乃是有机体模型的一种类型，这样做等于对社会世界的性质提出一种没有根据的形而上学的假设。
运用这种社会有机体模型有助于发现一种作为高度整合与均衡的整体的社会图景，但却容易转移人们对变迁与冲突等现象的注意力，忽视社会体系与其它有机体系的差异，功能的解释如果不能辨认这种区别，就一定会产生保守主义的偏见。
而这正是批评者对功能主义最常见也最集中的批评。
批评者指出功能主义说明各种制度如何有助于社会的生存，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将现状合法化。如果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使社会成为一和谐体系的方面，那么他就不大会批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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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不大会同情改革社会的激进要求，这样，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体系“正常发挥功能”的问题，可能会成为支持关于资本主义秩序牢固性和永恒性的幻想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主要的批评在于功能主义者不能在他们自己的理论中提出和处理一个充满了冲突与需要根本改革的当代社会中的主要问题。人们批评功能主义对现实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当社会要求社会学家投以道德的热情时，功能主义者却热衷于用抽象概念构造理论，而对社会事务的道德关怀正是社会学者们的显著特征。功能主义作为一种一般性社会理论，不论它的主要代表是否自觉地为资本主义辩解，但它的确不加谴责地对资本主义的困难提出了一种理解。它将这些困难视为一演进过程的一部分，而此过程是朝着更大程度的稳定与整合前进的。帕森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学界所以走红，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他的理论竟然亦步亦趋（反过来说他的理论也最适于说明战后美国的发展）。
帕森斯主宰社会学的这段期间，正好也是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相对稳定与经济扩张的时期。
到了６０年代后期，随着资本主义陷入困境，帕森斯主义也无可挽回地退潮而去，科塞说得对，对帕森斯思想的批评并不是造成他的影响减弱的主要原因。科塞说人们对结构功能分析的兴趣已经转移了，而我们认为，这种转移正是需要用社会原因来解释的。
对功能主义的批判已成为当代社会学的一种景观，各种左翼激进的社会学流派，既在理论的也在经验的范围内，尖锐批评了功能主义这一占有官方的“学院派”
地位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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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既怀疑功能理论的几乎全部哲学—世界观的一般方法论的原则，同时也怀疑所有立足于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学的原则。批判的情绪也渗透到学院环境中，竟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批驳功能主义几乎是一种授予社会学上成熟称号的升级仪式。”但正如我们在讨论第一代实证主义时所说的那样，一种重要的社会理论取向是不大可能被其它的理论取向完全代替的。这对社会学中第二代的实证主义也是适用的。虽然“功能主义在一年一年地、一学期一学期地‘死亡着’，在学期开始的导论课上遭到宗教仪式般地判决，但是它的周期却像古代东方死而复生的神的周期一样。”
①功能主义的批判，促进了一系列替代理论的兴起，但下一章的讨论将表明，诸如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等都与功能主义有某种或远或近的因缘。
克莱伯（ｌａｎ
Ｃｒａｉｂ）甚至认为它们不过是帕森斯理论体系的一些断片。
②这观点不免偏颇，但有助于加强本书坚持的一个观点：不同的理论视角是互相补充的，我们力求的是视界的融合，而不是完全地另起炉灶，这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①《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第３９页。
②参阅克莱伯：《当代社会学理论，从帕森斯到哈贝马斯》（Ｓｕｓｅｘ，１９８４年）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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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１０５
第十六章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
帕森斯逝世于１９７９年。
他的逝世，代表一个社会学时代的结束（默顿语）。克莱伯认为，“在社会学中，自来唯有结构功能主义曾经最像是一套主流学说。在帕森斯手上，它已经发展得淋漓尽致”。但它决不是唯一的学说，在美国，始终存在另一些截然不同的取径，我们在第十四章中讨论的符号互动论是一个，还有一个可以追溯到凡勃伦（Ｔ。
Ｖｅ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