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125章

对科技异化的揭露和批判。
从１９世纪后半期起，不少西方思想家对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政治效应倍感失望，展开尖锐的批判。哈贝马斯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进行批判的。他所批判的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政治效应。因此，他的批判的确大大推进了前辈思想家的事业。
同样无疑，哈贝马斯上述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良社会政治后果，即消极社会政治效应的揭露从整体上讲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旁的且不说，就其所作的揭露本身而言，起码有以下三点值得商榷。
第一，能否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
能否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就是起掩盖事实和维护现实的作用？能否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又是一种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颠倒着的。”
①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把意识形态看作颠倒的意识，哈贝马斯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的根据也就在这里。纵观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以及列宁后来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意识形态包含了否定的方面与肯定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意味着意识形态是虚假的，具有保守的功能；肯定的方面意味着意识形态是真实的，具有进步的功能。因此，即使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科学技术在“晚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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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执行意识形态职能，也不能认为所起的作用一定是保守的、消极的。更何况，能否笼统地断言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即能否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还是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科学技术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强调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混淆起来。科学技术不属于意识形态，这一点不会随着它变为第一生产力而改变。
第二，能否把人的复杂的社会活动简单地截然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
能否把科学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归结为使人的“工具行为”合理化与使人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能否完全从消极、否定的意义上去看待“工具行为”即劳动的合理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行为形形色色、丰富多采，绝非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仅有“工具行为”
和“交往行为”
两类。所以科学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会只限于对“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影响。而且，就“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
而言，也不能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对它们的影响归结为是“合理化”与“不合理化”。显然，哈贝马斯在这里套用的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另外，即使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工具行为”即劳动越来越合理化了，但也不能完全从消极、否定的意义上去看待这种合理化，因为这种合理化首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
第三，能否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说成是一种“合法化”危机？能否认为是科学技术本身在促使广大群众“非政治化”？
能否断言因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晚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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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９９５
本主义“社会已克服了”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
哈贝马斯批评“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出现了“合法化”
危机，实际上是抱怨这一社会未能有效地调整社会阶级矛盾，调整上下左右关系。他在追求一种资产阶级法的完美性、有效性。不可否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存在着某种“非政治化”倾向，而这种倾向又直接导致了这一社会暂时获得巩固。这并不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所带来的，而是由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制造“技术统治论”意识所致。再说，也不能把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所取得的效果无限夸大，似乎这一社会已完全克服了所谓“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事实告诉我们：这一社会依然危机深重，矛盾丛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尽管有时趋向缓和，但从总体看，是在不断加剧。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提出过科学技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良社会政治效应，但像哈贝马斯那样，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加以全盘否定的，确实还是不多见的。
哈贝马斯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问题上的根本性错误，还表现在把科学技术的消极的社会作用说成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赋予科学技术一种“原罪”的性质。撇开资本主义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所谓“罪恶”
，他因而又犯下了一个错误。既然科学技术产生消极后果源自科学技术本身而与社会背景无关，既然不论在什么社会背景下科学技术按其本性总是注定会转化为对人的奴役，那么，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履行的社会政治功能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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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也主要是消极的。这样哈贝马斯就抹煞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履行社会功能之区别。
在本章里，我们简要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影响的四位思想家。他们自诩为“批判的社会学”
，这是凿凿有据的。
其批判面之广，锋芒之税利，确是社会学理论中少见的。他们的批判实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社会学（他们把实证主义等同于社会学）与工业社会。从他们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分析中提出了若干重要见解。
第一，知识分子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承担起对社会批判的责任，社会学自然要追求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但在必要时应毫不犹豫作出价值判断（Ｖａｌｕｅ
ｊｕｄｇBｍｅｎｔｓ）
；第二，人们的观点乃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因此追求彻底的客观性，或消除受缚于文化与时代的偏见是不可能的；第三，批判分析强调经济组织、财产和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它们对文化、人格与政治的影响；第四，批判理论拒绝经济决定论，赋予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一种独立作用；第五，批判理论在其社会现象的分析范围内包括了对心理结构内在动力学的研究；第六，批判理论强调“社会的合理构成”
，力图根据黑格尔的人文观与理性观判断现存社会秩序；第七，批判理论全神贯注于对大众文化，异化的原因及其结果，以及人格与社会结构的互动等问题的批判与分析。
批判的社会学以否定的方式提出了它的一般社会理论，其结论是文化悲观论的。资本主义通过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及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使人们与资本主义一体化，从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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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１０６
得似乎更加稳固；在集中营与大众文化的两面夹击下，彻底改革的可能性似乎更加渺茫；社会学（实证主义）已成为现有秩序的辩词，现代工业社会已在凝结成整体的官僚管理制度，而国家的权力随着官僚主义集权的加剧而空前地扩大。
人类逐渐在丧失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与人类社会的力量。批判理论对几个世纪来工业社会科层化、合理化的发展结果是悲观的，对被他们认为已整合到现存秩序中去而丧失了革命动机与动力的大众是失望的，对西方社会的前景是迷茫的，因而他们提不出一个积极的一般社会理论，其所持守的只能是精英主义的观点。
同批判理论一样，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认为工业社会走到尽头了，但他所持理由很不一样，如果说批判理论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道德、文化、社会等制度规范的批判，那么贝尔的立论根据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将导致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因此，贝尔的结论不是悲观主义的和失败主义的。他的社会学分析旨在社会预测、即力图勾划出社会历史趋势所展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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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后工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