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第25章

改善各劳动阶级的生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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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自由主义的未来７１
的立法铺平了道路。最后，费边社使社会主义从天上降落下来，并与实际政治和市政府建立了联系。如果英国曾是中太平洋的一个岛，前进运动将会是迅速而不离正道的。
实际上，各种新的思想概念都反映在１８０—１８５年的议会和内阁中，伯明翰的激进主义好容易才同俱乐部的辉格党原则保持友好关系。重新分配社会力量，使“财产”利益与民主利益混合迫在眉睫，在社会问题上，被１８４年农业工人获得选举权而增强的民主坚持要获得胜利。在这个时期，爱尔兰问题达到了紧要关头。格莱斯顿先生表示赞成地方自治，党内的分歧在错误的路线上进行。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大体上倒向统一主义，但是他们带走了一部分激进分子，而格莱斯顿先生的个人力量使一些人留在自由党方面，这些人对民主政治的需要的洞察力决不是深刻的。政治斗争暂时从社会问题转向地方自治这单独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新的统一党享有了２０年几乎未中断的优越地位。另外，如果自治问题单独存在，它也许在１８９２年就解决了，但是与此同时，在８０年代后期，社会问题变得迫切了。社会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力量，而是已开始影响有组织的工人，并且使工人中较有头脑的人下决心去解决不熟练工人问题。
从１８９年码头工人罢工起，新统一主义成了公共事务中一支战斗力量，工党的概念开始形成。在新的问题上，已经削弱的自由主义又进一步分裂，它在１８９２年的失败应更多地归咎于这个更大的原因。
而不能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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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归咎于巴涅尔①闹离婚的戏剧性个人事件。
从１８９２到１８９５年，执政而没有立法权的自由党徒然进一步失去信誉，而帝国主义的崛起则使公众的兴趣全部转向一个新的方面。工人运动本身瘫痪了，１８９７年机工们的失败使采取罢工手段来达到社会大改革的希望归于泡影。但是，与此同时，舆论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查尔斯。布思②先生和他的伙伴们煞费苦心地用科学术语详细阐述了贫穷问题。社会和经济史逐渐作为一个崭新的知识部门而形成。西德尼。韦布夫妇③的著述有助于澄清工人的有组织劳动和国家的职责之间的关系。眼光敏锐的观察家能够追踪一种更充分、更具体的社会理论的“有机纤维”。
另一方面，在自由党队伍中，许多最有势力的人在敌对势力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他们在睡梦中变成了帝国主义者，只有当帝国主义的含义变得十分明显时，他们才觉醒过来。直到南非战争爆发，保守党政策的新发展才初次迫使一般自由党人考虑自己的处境。要有一种直率侵权的震动才能使他们猛醒，我们可以把党内正义观念作为有组织
①巴涅尔（１８４６—１８９１）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派领袖。
１８７９年任爱尔兰农民争取土地改革的土地同盟主席。
１８２年因领导抵制运动，阻止议会通过有关爱尔兰的土地立法，被捕入狱。在狱中与政府妥协，同意不使用暴力进行斗争。后因婚姻问题受舆论非议，政治影响逐渐削弱。——译者②查尔斯。布思（１８４０—１９１６）
：英国社会学家，著有《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１７卷，阐述社会各阶级的生活条件，并分析贫穷原因。——译者③西德尼。韦布（１８５９—１９４７）
：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史学家，费边社会主义倡导者之一，与其妻合写《工联主义史》、《工业民主主义》等多种著作。——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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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自由主义的未来９１
力量复活的日子定为１９０１年夏，这年夏天，亨利。坎贝尔。
班纳曼爵士作了反对好战情绪潮流的演说，并以一句经典名言向战争手段挑战。这篇演说当时被认为是无可挽救地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但事实是，从演说这天起，这个迄今为止一直受冷遇的党领袖的名字成了政治集会上受欢呼的信号，一个没有突出天才，只有性格以及与性格俱来的洞察追随者心思的本领的人，在他的党内获得了犹如格莱斯顿的地位。
这是第一个重大胜利，权利观念在自由主义心中恢复了原来地位。
然后，随着保守党的攻势加强，其含义变得十分明显，老自由主义的影响又一个个地复活了。
１９０２年的教育法使非国教徒行动起来。关税改革运动使自由贸易采取守势，教人们懂得自由主义的老的经济学为他们做了些什么。搞实际政治的社会党和工党发现他们绝对少不了科布登的教诲。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自由贸易财政将成为社会改革的基础。自由党和工党学会进行合作来抵制关于矫治失业的欺骗性诺言，并维护自由国际交流的权利。与此同时，工党本身也经受了攻击的充分压力。攻击并非来自政治家，而是来自法官们，但是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必须懂得法官在很大范围内实际上就是立法者，这些立法者具有某种执著的倾向，只有制定和废除法律的机关随时警惕和不断努力才能予以制止。在破坏工会的老的阵地时，法官们建立了现代工党，并巩固了它同自由党的联盟。在这同时，帝国主义在南非自食其果，保守党的理想破灭为自由主义复活的滚滚潮流打开了闸门。
潮流绝对没有消退。
如果它不再像１９０６年选举中那样汹涌澎湃，现在也是一股涓涓细流，稳稳地向社会改良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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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流去。
在这个运动中，一切党派都已足够清楚地看出，自由主义的独特概念有一种永久性的作用。例如，社会党人极其清楚地认识到，人民政府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口号，而是一个必须用战斗来维护和扩大的现实。他知道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应付上院一人多次投票问题。他不再能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半心半意的自由党人为了使注意力从社会问题转移而设置的障碍。他知道地方自治和权力下放等难题是民主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照例不仅仅是默认妇女对政治权利的要求，而只是由于自由党迟迟不满足这个要求才同自由党争吵。自由党关于和平与紧缩的老的观点也被社会党人承认，同样也被全体社会改良者承认，认为它对成功地实现他们的目的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国家的岁入全部像时兴那样用来建造最昂贵的军舰，那末政府预算就不会减轻人民的疾苦，如果政府的精力被野心或恐惧分散，也就不能专心致志于改善国内条件。另一方面，从格莱斯顿传统出发的自由党人已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如果要保持他的一些老的概念的实质，就必须通过一个适应和发展的过程。
他已经懂得，自由贸易虽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并没有使大厦落成。他必须承认自由贸易并没有解决失业、工资过低和居住过度拥挤等等难题。他必须深深研究自由的意义，并重视实际情况对平等的意义所产生的影响。作为和平的使者及扩大军备的反对者，他已经认识到，把社会剩余用于进步工具是把它用于战争工具的真正替换方法。作为一个禁酒者，他正在一方面更多地依靠社会改进的间接影响，一方面依靠消灭垄断利益，而不是依靠绝对禁酒的捉摸不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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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支撑自由党政府度过１９１０年危机的各种力量中，具有这样一种能激发和指导真正社会进步的有机观念因素。自由主义已绝处逢生，在与社会主义交换思想的过程中吸取了不止一个教训，也给了不止一个教训。其结果是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从党的名称的差异后面，不顾某些真正的逆流，认识到了一个真正一致的目的，这场运动的前景如何？
它能维持久远吗？
它是我们所比拟的涓涓细流呢，还是一个必然逐渐沉入海底的浪头？
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问：民主政治是否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一个可能实行的统治方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问民主政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它是自由主义概念的必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