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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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到别的家庭中去。　这样一来，同一家的人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因为每一个家庭只能从事一种手工业工作。　一个家庭的规模超过经济上的需要时，国家可以把公民从这一家调到另一家去。不难理解，这种家庭手工业生产组织在乌托邦是怎样产生的。　这种生产组织的真实蓝本无疑是中世纪手工业。　在商业资本的影响下，到了莫尔的时代，这种手工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说，莫尔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这种手工业制度，不过去掉了它最后新增添的东西。　但是在莫尔这里，资本的破坏作用不是单纯地被消除了，而是被国家的有益领导所代替。　不言而喻，恢复后的手工业制度并不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一模一样，而是按照作者的总的意图理想化了的。　但是透过它的理想化的外形，毕竟还可以看出它的本来面貌。整个乌托邦社会几乎无例外地包括在家庭手工业体系内。　一个公民，只要他同家庭有联系，他便同手工业有关系。每个公民都学习一种手艺，手工业劳动几乎是他一生的基本职业。　在乌托邦，农业不是一种职业，这是莫尔的一个独特见解，也是乌托邦制度中最引人注意的特点之一。在乌托邦，农业是很受重视的，但是农业工作是按义务劳动制的原则组织的。　每个人必须从事两年的农业劳动。　只有特别爱好农村生活的人，有时可以申请把这两年的期限延长。由此可见，乌托邦是没有真正的乡村的。　乡村里只有农场，人们从城市来到这里做一个时期的工作，期满后又从这里回到城市，继续从事自己的基本工作。　全体公民的基本住宅区和各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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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心是城市，城市有它可以用来进行农业工作的固定地区。　这样说来，在近代的第一部社会主义作品中，就已经提出了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虽然方法是很原始的。手工业和农业所生产的一切产品都是整个社会的财产。公民们从公共仓库或公共市场领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在后来的各种乌托邦中，我们看到有形形色色的给公民分配产品的形式：有的采用算术平均的原则，有的采用按功付酬的原则，还有的采用按需分配的原则。　莫尔在乌托邦实行的是最后一种形式，这也是最彻底的一种形式。　每个家长需要多少产品，就从社会上领取多少产品，他绝不会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莫尔已经懂得，这种“按需”分配的前提是产品的丰富。　有了丰富的产品就“无须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所需”。他确信，在乌托邦一定会有这样丰富的产品。我们对于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认识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　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而且生产力也随之壮大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完全涌现出来时，——只有这时，才能完全克服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它的旗帜上写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①生产力能够迅速增长的思想，莫尔是没有的。　在莫尔生活的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交，技术进步的意义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得还很薄弱。　我们在《乌托邦》这本书里没有看到乌托邦社会的技术基础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　但是莫尔深信，在实行有限的六小时工作日的情形下，能够保证全体公
①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９卷，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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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富裕。莫尔证明，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过这样富裕的生活，是由于乌托邦彻底消灭了寄生现象。　在评论社会寄生现象及其意义方面，莫尔是傅立叶的直接先驱者。　在傅立叶的学说里，我们知道寄生问题占着重要的地位。　毫无疑问，傅立叶在这个问题上是根据十九世纪的情况发展了《乌托邦》的基本论点的。　莫尔把士绅、上层贵族、牧师、仆役、乞丐看做寄生者。他还把一切生产奢侈品的人和妇女列入这一类；他认为，妇女的劳动力不是使用得完全不合理就是完全没有利用。在乌托邦，只有从事社会所需要的其他活动的人，而且只有在他们真正担任着公认为有益的工作期间，才得以免除体力劳动。　例如，国家的官员就不从事体力劳动；根据才能被认为适合于做科学工作的青年也免除体力劳动。　如果经过一定的时期，这些青年有负众望，就把他们调回体力工作岗位。　反之，如果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中有人表现出智力活动的才能，就解除他的体力劳动，让他从事智力劳动去。由于极端缺乏技术进步的思想，要解决所谓“不愉快的”劳动这个问题就非常困难了。　几乎对于所有空想主义者来说，直到十九世纪为止，这个问题都是一块绊脚石。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两条途径。　一条途径是：寻找一批公民，他们正好对这类工作有特殊的兴趣。　例如，傅立叶悦，儿童具有担任这类工作的爱好，所以他就把儿童组织起来去担任成年人所厌恶的工作。　第二条途径是：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强迫劳动。　为了解决问题，这两种办法莫尔都采用了。　在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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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有一种人，他们出于宗教的动机担任起不愉快的工作，作为对社会的特殊形式的服务。　但这是不够的。　于是，在乌托邦又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存在看起来似乎是和莫尔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总的精神相违背的。　但是，从莫尔的角度来说，这类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比起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说还前进了一步。　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奴隶。　乌托邦的“奴隶”实质上是被判处终身强迫劳动的人。　奴隶的来源有两个——俘虏或法庭判决。　必须指出，根据莫尔的说法，凡是在乌托邦受这种惩罚的人在别国都是会被判处死刑的。　而且乌托邦人对本国的自由公民从不采用死刑，他们还把在邻国被判处死刑的人赎买过来。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莫尔认为乌托邦的“奴隶制”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制度正是针对莫尔时代英国法庭判决的惨无人道而提出的。莫尔的前辈大多数把共有首先了解为消费品的共有。　然而，我们看到，在莫尔的观念里，中心思想却是生产的共有。当然，莫尔并不反对集体消费，相反地，他显然是赞成的。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极大的容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懂得，社会关系中的基本东西决定于生产组织，而不决定于消费组织。　因此，我们在乌托邦看到有公共食堂，绝大多数公民都在这里吃饭。　不过，愿意单独起伙的家庭，也可以从公共市场领到食物。　单独起伙并没有什么害处，因此莫尔是允许的。在对待住宅和土地问题上如果有了单干思想，就会大大动摇社会的基础。　这样，危害共有制的思想的确会得到滋长。　因此，莫尔规定乌托邦的房屋和园地每十年必须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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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重新分配一次。由此可见，莫尔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办法服从于最高的社会利益，即维护乌托邦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对乌托邦政治制度的描写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乌托邦的全体官员都由公民选举产生。　下级官员（摄护格朗特）由家长选举产生，高级官员（特朗尼菩尔及总督）由摄护格朗特选举产生。　这种民主的管理制度和莫尔时代的政治实况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照，因为莫尔的时代正是专制制度发展和巩固的时代，当时的原则是官员一律由上面委托。　乌托邦的教育制度也具有同样民主的性质，那里所有的儿童，不分男女，都受到社会教育，既包括书本学习，也包括实际工作——手工业和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