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的精神》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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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的结局并不乐观，就像他自己说的：“我要是不离开高原就好了，高原人厚道，害人的人少。”他在北京仅仅待了两天，就又一次成了一个劳改犯，一个被押回祁连八宝劳改农场后加了刑的劳改犯。好在不久就是“四人帮”的粉碎，两年后又是改革开放，“右派”陆陆续续得到了改正，陈源出来了。出来后的陈源直到去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以为“厚道”的青海，尽管他是山东人，在山东可能会活得更滋润、更舒服。
这是一个发生在特殊年代里的故事，它也许并不能说明同情心、厚道、人情味等这些一个落难右派所能敏感地捕捉到的美丽存在，在西部人身上具有普泛的意义。但如果就我狭窄的接触、极其有限的视域，在二十年之后还能遇到同样的事情，那就不能说它仅仅是个特例孤证了。
1979年冬天，在拉萨从事太阳能产品推销的王力明接待了两位素昧平生的客人。客人从成都来，拿着一张白纸条儿，对王力明说：“这个人你认识吗？”王力明看了一眼说：“好像去年来过西藏，我们见过一面。”客人说：“他让我们来找你，说我们晚上可以住在你的店铺里。”王力明说：“我的店铺已经盘出去了，要住只能住我家。”两位客人住下了，白天出去旅游，晚上回来睡觉。王力明忙，也不陪着他们，只请他们吃了三顿饭。五天后客人要走，说：“我们想走一趟青藏公路，路上你有没有认识的人？”王力明说：“格尔木有一个，也姓王，叫王什么贵，他是老师，你们可以住在学生宿舍里。”说罢就写了地址，也是一张白纸条儿。三天后，两位成都客人坐着长途公共汽车来到格尔木，拿着白纸条儿去找老师王什么贵。老师王什么贵说：“王力明还记得我？我们已经四五年不联系了？他怎么样？还好吧？你们想住学生宿舍？那不行，学生都放假了，宿舍不送暖气，要住就住我家吧。”两位客人在他家吃住了两天，要走了，说：“我们想去西宁，西宁你有没有认识的人？”王什么贵说：“有啊。”说罢，从备课本上撕下一溜儿纸，写了地址。两天后，成都客人到了西宁，住在了王什么贵介绍的朋友家，他就是我的中学同学刘钧。刘钧后来告诉我，在他们家住过几天的那两个四川人一个叫高海涛，一个叫李伟，都是成都一家电动工具厂的工人，厂里没活儿干，跑出来转转。走的时候他们一再地说：“青藏高原的人真是太厚道了，认识不认识就敢让人在家里住，这在我们四川是绝对不可能的。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成都到拉萨，从拉萨到格尔木再到西宁，将近一个月，行程四千多公里，才花了不到一千块钱。”这样的事情太平常了，我和刘钧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即使不是朋友，那也得靠啊，不然你就寸步难行。
厚道就是“厚”之“道”，就是以“厚”为“道”。厚道之于西部人如同鸣啭之于布谷鸟，是声誉的依托，它像一座大厦的基础既普通又重要，普通得让人忘记了强调，重要得让人失去了对不良后果的警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昆仑山脚下、柴达木腹地的格尔木有个叫郝志东的干部因贪污公款而自杀，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去为他吊唁并对他的妻子女儿说：“头抬起，脸别红，谁说他是贪污犯？我们不承认。”一副挽联这样概括了他短暂的一生：对来客鞠躬尽瘁堪为高原大方人，够朋友死而后已不是人间贪污鬼。郝志东是个不抽不喝不吃不穿的人，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接待来客上。这是他的嗜好，是出于性情、本于乡土、源于祖先的举动，几乎是情不自禁的。来客有旅游的，有探险的，有采访的，有写生的，有什么目的也不抱胡乱瞎转的。一拨接着一拨，一拨传给一拨：“你们去找郝志东吧，那人特好特热情。”于是就不断有人来“麻烦”他，他也就不断地“不亦乐乎”起来，常常是这样说的：“哪有什么过路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家了到家了，千万别客气。”他的接待当然少不了好烟好酒好茶好饭，有时候还要管住，还要陪他们上路——租车的费用、路上的吃喝、宿营的帐篷、急救的氧气袋、御寒的皮大衣等等，等等，都是由他主动提供的。他不是旅游局，不是政府接待站，他哪儿来那么多钱？只有借工作之便一点一点挪用，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累土成山，积水成渊，漏洞越来越大，等到不补不行的时候，挪用已经变成贪污了。
这样的“厚道”顾此失彼，这样的“人情味”功不补患，是西部人为人处世的畸变之属、异化之种，当然也就不应该是我们所钦佩、所仿效的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郝志东的同情，放弃对“厚道”的激赏，因为不是其“厚道”之精神错了，而是其“厚道”之方法被贫穷扭曲了。救困扶危、仗义疏财本是中国人美中之美的道德，可你是一个工薪阶层，你没有多少余钱，你仗什么义疏什么财？经济是永恒的依托，没有这个依托，美德之大厦就不可建立，人格之桥梁就无从架起，为了“厚道”而挪用贪污或者倾家荡产的变数，就只能是一个好事变成坏事的可怕过程，你的悔恨、妻子儿女的眼泪，早已使“厚道”成了法律的祭品，忏悔者的法庭在审判金钱之罪的同时，也让“厚道”站出来陪着被审，虽说只是影子，但也是脱不了干系的阳光下的阴影。西部人，什么时候能够富起来，什么时候不再为“厚道”付出损害自己甚至毁灭自己的代价，什么时候能够坦坦荡荡地“厚道”一把，如释重负地“仗义疏财”一回呢？要知道“厚道”不仅仅是付出，更重要的是享受，是无边幸福笼罩下的精神享受，是光荣之路更是光明之道，是得其所哉，其喜洋洋者也，而不是郝志东式的绝望，永远不是。
我曾听一个河南警察对我说：“西北人有点傻，好骗。”什么意思呢？又是一个让人难以评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个探险家，谁也不认识他，但是他来了，也是投靠，也是张三托李四，李四再托王麻子，王麻子又把他从西宁托到了柴达木。柴达木的人热心接待，然后又接力棒似的托了下去，先是锡铁山矿物局，后来是花土沟油田，再后来是茫崖石棉矿，最后托到了新疆的若羌县。警察一路追过来，让那些传递接力棒的好心人恍然大悟：原来他不是什么探险家，而是一个四处行骗的犯罪嫌疑人。厚道的人们一个个都受到了追究，一个个都感到委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骗子？他脸上又没刻着字儿。”河南警察一脸的不理解，说：“他都住到你们家里了，你们怎么连他的身份也不问问清楚？你们真是太老实、太好骗了。”
其实西部人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太老实，太容易受骗上当，太喜欢不分青红皂白地厚道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真是无用，我们比起外地人简直就是傻子。”但他们又日日夜夜面对着一个不太容易让人随机应变的环境，面对着一些过度地欣赏着他们，廉价地赞美着他们，当然也极其不希望他们改变自己的人。这种环境、这些人、这些欣赏和赞美的存在，促使西部人有了坚守自我的信心，就像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说的：“我们怎么能因噎废食呢？我们不能因为丢了钱就认为天下所有人都是贼。一个人做人的本钱是偷不去的，除非自己放弃或者抛弃。”
不放弃做人的本钱，这对西部人的人格建树来说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别人，有利于那些不断地、安全地、卓有成效地行走在西部的坦途险道上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来到西部，首先体会到的是无助的尴尬和无奈的恐慌，接着就有了峰回路转的激动——帮助来临了。是的，就像一出戏剧，演了一半西部人才迟迟登场，才让人感到了他们的存在，而且是结实牢靠的存在，是具有大丈夫魅力的胸襟宽广的存在，是带有使命般的胜造七级浮屠的存在。正如一位我的西部同行（记者）告诉我的：人家开车在大荒原上行走，车坏了，方圆几百公里不见村店，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坐着长途汽车翻越冰大坂，大雪封路，无吃无喝，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从内地来这里旅游，一登上昆仑山才发现衣服带得太少，马上就要冻僵，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