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的精神》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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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酒场，在晚春的飞雪中飘来逸去，像一叶热烘烘的轻舟。抛远了人生的装腔作势，忘却了痛苦的声嘶力竭；做作的张狂，矫情的掩饰，唯我独尊的二郎腿悠悠翘起，尖头皮鞋上闪烁一团航标似的荧光；失意者爽朗的笑声，得意者莫名的叹息。歇斯底里和葡萄美酒的交媾，眨眼间分娩出一个强健的儿子来，那便是瞬间超脱。在这种场合，你可以觅到各种身份的人：整天于书斋独对寂寞面壁悬想的学者，来自草原深处那些科研单位和保密工厂的感伤的小布尔乔亚，已经由粗犷和豪放转向细腻和沉默的石油工人，从课堂中走来的带着浮躁不安的时代色彩的研究生，跻身财富世界的称职或不称职的企业家，整日给七八岁的孙子传播牢骚情绪的离休老干部，还有作家、商人、官吏以及连自己也说不清整天在干什么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对酒场的热衷并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只是为了热闹一番，为了证实自己在人群中的存在。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在枯燥寂寞地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何不向几个熟识的人谈谈自己的苦恼呢，何不来感受一下别人对自己的关心、羡慕或者怨怒呢。而产生这种想法的前提便是那种由经济发展、激烈竞争和心灵隔膜带来的人的孤独感，它让酒场上的瞬间超脱充满了对传统的平静生活的留恋和竞争疲惫后的惆怅。“谁说寂寞出成果？胡说八道。”“我说的。我还说过，明哲之士不在人群里谋求虚荣，而是设法避开大千世界寻找孤独。”“我想起来了，你是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不过你做不到，你也不是什么明哲之士，你是最不能孤独的，坐在书斋里，整天想着怎么捞钱，结果是学问没做成，钱也没捞上。”“你怎么知道我学问没做成？我的学问就是：如何面对失败。”我对这样的对话很感兴趣，它发生在两个知识分子之间，让人多少能够猜测到一点他们内心的尴尬。
也是在酒场上，A君醉了。A君是“第三者浪潮”中一朵灿煜的浪花，既有楔入行为，又有做乌龟的境遇，可悲也可喜。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不断强化自己的个性，却又无从体现男子汉的风格，今天在这个女人面前保证，明天在那个女人面前发誓，男人的精神气质在这种无休止的发誓和保证中日益地无光无亮了。他迅速地失恋，妻子和情妇（不止一个）都开始嫌弃他，那指责他的话几乎是商量好了的：“没出息。”于是他也成了一个孤独者，孤芳自赏，孤影自怜，孤寂无告。作为朋友，我曾经指责过他。他说：“你别假正经了，大多数人还不是跟我一样。我只不过是暴露了，而他们却善于伪装和包藏。要知道，喜新厌旧是人类的本性，是一种动力，我们西部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这里的人不敢大胆公开地喜新厌旧，或者说缺少脚踩两只船的艺术。”
道德的牺牲果真能够换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这是值得商榷的。期望不等于现实，他的痛苦尽管可以看作是文明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伴生物，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没有一个和一己之观念同步发展的环境，心灵和肉体还不能从生存的困扰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却又要强迫自己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怎么能够心情舒畅呢？“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对于我们，对于西部的生活，永远都只是一个寓言。
酒已过半，残汤和剩菜炫耀着自己被人吃掉的荣光。A君拉我来到长沙发的一角，主动“交代”了他跟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姑娘交往的全过程。那天，他在电影院门前踌躇，想看一场电影又拿不定主意。一个姑娘突然横挡在他面前说：“想看电影吗？”他摇头。姑娘又说：“那……陪我吃顿饭怎么样？”他去了。饭后，在她的单身宿舍里，在她那挂满了小布人、小动物的床上，他明白了这个既有固定职业又不缺钱花的姑娘肉体和心灵的潮动：由封闭到开放的一种畸形爆发——性机能亢进。她以为只有放纵自己才算对得起人生，才算是一个有现代味儿的女性。“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叫什么？”我问A君。A君说：“不知道。”又说：“这方面你不懂，你得向我请教。人的生存依赖于人的群体性，过去，男女是以了解和感情为联系纽带的；现在，人追求瞬间温存，追求一夜情，追求那种不需要感情交流和心灵碰撞的纯粹的性交往。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前提下，肉体的融合才会是健康的、理智的和幸福的。”我挖苦地说：“既然这样，你们怎么又分手了呢？”他说：“那是因为她要求我一个星期不要回家，一个星期都待在她那里，这怎么可能呢？太霸道了。”
我说：“那么以后呢？以后你是不是还想继续你的追求？”他说：“我不追求这个追求什么？想出国没钱也没门路，想当官没本事也没后台，想去基层豁命干他几年，再一步一步爬上来，老婆又不让走。那好，那咱就坐下来搞点学问吧，可人家在发展航天技术，在折腾商品经济，在办公司搞企业进军世界五百强，我只能捣鼓几篇研究汉藏史的文章，有什么意思呢？没劲，真没劲，现代社会是不需要了解历史对今天的意义和作用的。你知道，上大学时，我写过一篇《唐番古道流变考》，因为想发表在校刊上，还去校刊编辑的家里帮他打煤砖，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可笑。有一段时间，我又想搞哲学，想从哲学的角度诠释藏传佛教，结果我发现，佛理是清高的，它提倡一心观照缘起性空的谛理，不为虚妄的外界所迷惑，提倡‘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功夫。而对一个没有慧根的俗人来说，一旦明白了藏传佛教的哲学含义，你就什么心思也没有了，你就会感到，面对一切你只能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无所适从。”
四
有人说，哲学就是寻找家园，而且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家园是什么？一个人造宇宙，一处心灵归宿，一种精神寄托。在这个一切都还不能以好坏论处的年代里，在这片滞重的高原厚土上，寻找家园时的无所适从显然要比拘泥成法、固守卑陋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也正是在这种无所适从的迷茫中，那些认识到了命运的残酷而去向残酷挑战的人，才显得多愁善感、思虑重重。
正是春天，我来到了位于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交界处的茫崖石棉矿。一连几天，都是荒风暴起，粉尘弥漫，一片混沌景象。就在这种天地未开的景象中，我和石棉矿的副矿长张居安进行着一种心灵感应式的接触。我发现他有自己独特的笑声，尖细得有些滑稽，像是自我解嘲，又像是傲观人世的豁达。他还会怪模怪样地耸肩，寓意复杂：自鸣得意、无可奈何、悲观伤怀、逢场作戏，好像什么都在其中了。但不管我怎样感觉他，他都是一个典型的西部企业家，为人讲信用，处世重义气，自信自负，又具有落荒人的狡黠和幽默。还有就是，和内地企业家的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不同，他留着一头艺术家一样的长发，紧裹着一件米色风衣，一副随时都在行动，从来不知道养尊处优的样子。
他说：“我是浙江宁波人，上海建材学校毕业，留校工作了一年，月工资只有三十五元一角，除了自己吃用和赡养家中老人，还想买书，想抽烟，想看电影，想逛苏杭，还想穿好吃好玩好。穷，没钱，开始是自轻自贱，后来就想摆脱，摆脱那种打着赤脚想天堂的境况。这样，在1966年当有人动员我支援大西北时，我说，你不用费口舌，我去就是了。来石棉矿的头几年，我当司机，一月一百零六元的工资，高兴得很哪，订了一份报纸，买了许多书。别人奇怪，这个跑车的，看书竟比睡觉还过瘾。……1983年，我当了副矿长，名利思想雪淡，也无所谓身份感。但我还是希望这个矿好起来。我读了许多书，包括马列主义的，虽然没有深钻，但作为某种场合的辩论需要还是够用的。我是个有毛病的争议人物，但这并不影响我开展工作。在矿上我有强大的实力，所有部门都会被我指挥得团团转。我有威望，关键时刻能和工人一起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