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107章

为实现后一个目的，文明人发明了一种极宝贵的东西，即道德。道德既可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的规约，又可理解为个体良心良知的自我认定，但目的却是同一的，即保障社会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秩序里发展。没有道德的文明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一种社会。可以说，人类只要存在剩余产品，存在等级差别，存在美与丑的差别，就必然需要道德，需要人的善心与善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类就会连野兽也不如，终日处在厮杀、狂暴与叫嚣之中。
但这并不是说，道德于社会和谐秩序的维护是万能的。
其原因如前文所说的，道德作为非强制性的东西，毕竟是软弱的，很容易被非道德的动机所击败。也就是说，没有道德的文明社会不可想象，仅仅依靠道德来维护秩序的文明社会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这里直接关涉着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问题。千百年来，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哲人们，似乎是一个无解的人文难题。因为，如果说人性本恶，那么就难以解释人类为什么有善心和善行；如果说人性本善，那么又难以解释为什么人类有恶念和恶行，为什么一部文明史是血与火的历史。
显然，按照上述思路争辩下去，始终不会有结果的。
实际上，人性原本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善是教育的结果，恶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其一，善恶是文明的伴生物。原始人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他们的群体生活完全受制于自然法则。其二，善恶是社会环境与文化规范的产物。刚出生的婴儿，既不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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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善，也不知何者为恶。他们成年之后的善行恶作，并非是他们生而就有的，完全是因为周围的文化对他们的薰染所致。＇奇＋书＋网＇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①孟子这一表述，常常被性善论者所援引。事实上，见小孩落井而援之以手，能否称为善举，大可值得商榷。
善心善行并非仅仅体现于对别人是否有所帮助，而主要是此种帮助是否有损于自己利益的可能。见小孩落井而援之以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且是人作为生物中的一个类所固有的本能。此种事情，非独人类可以做到，其他动物也可以做到。
在动物界，许多动物都有保护小动物的本能。
就小孩落井一事而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善心，主要看他援之以手是否对自己的利益构成伤害。如果他意识到有可能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援之以手，便是善心与善行。否则，就算不上。
如果说人性既非本善又非本恶，那么人类的善与恶又从何而来的？
答案是：人性只是具备既趋善又趋恶的一种潜在因素，而并非包含着善的种子或恶的种子。因为，如果人性本善，那么它所成就的就应该只能是善心与善行，而不可能有恶念与恶行；相反，如果人性本恶，那么它所成就的就只能是恶念与恶行，而不可能有善心与善行。但实际上，人类社会既有善心善行，又有恶念恶行，百分之百的善人是没有的，百分
①《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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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百的恶人也找不出。就是说，即便在一个人身上，也同时具备善恶两种品性。如此看出，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两种说法都是不成立的。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绝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是历史的产物，文化的产物。人之初（包括个体和人类全体）是无所谓善恶的，他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界，就好像一张白纸，既可描绘出色彩绚丽的图画，也可弄得污七八糟，黑糊糊的一片。
正因为人之初无所谓善恶，所以人一落到这个世界上就面临着善恶两种力量的夹击。但这又并不是说，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是均等的，也不是说，善心与恶念是同时产生的。
从人的生活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看，恶产生于善之前，且始终占着主导地位。
这是因为，人是有意识和欲望的，饿了想吃，冻了想穿，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又想吃好的，穿好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没有受过道德薰陶的小孩，都是自私的。而且，我们还可发现这样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善与美历来被认为是人类所追求的两大目标，故有“尽善尽美”的境界，但人类对此二者的追求，却是有等差的。追求美（不含精神美，精神美实则为善）远胜于追求善。生活中的美，有女色之美，居室之美，服饰之美，艺术之美，食品之美，等等。这些美实际上与善是对立的，追求这些美势必损害善。人类许多恶念恶行实则都是根源于对这种种美的追求。
但是，我们肯定恶相对于善的原初性和主导性，同人性本恶的说法又是有区别的。因为恶的产生，并非根源于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主要是超出基本需求的种种欲望。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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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冻了想穿，并不为恶，只是想吃好的穿好的并用各种非道德的手段而实现这一目的，才是恶。而人超出基本需求的欲望，不是生而有之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所造成。
而且，文明人的种种恶端，其动因还有着复杂的文化因素。比如穿衣服一事，现在的有钱人家喜欢斗富，买名牌衣服。其实，名牌衣服主要在一个“名”字，并不是穿起来特别舒服。又如玩古董，就实用意义上说，古董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有的甚至不美，但富翁们却不惜重金收藏，目的或为炫耀自己的富有，或为附庸风雅，真正将其作为文物而收藏的却是很少。
文明人的可取之处是，他们既有恶端，又有善行。恶虽然占着主导地位，但善的力量同时又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恶的膨胀。恶根源于社会文化的刺激，善产生于社会文化的规范。人的善心绝非像性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为生而有之，而是道德教育的结果。道德教育的渠道是多方面的，有长辈的言传身教，有整个社会早先形成的文化规范的教化。如果没有道德教育，很难设想人一定会从善。而且，善与非善，本来就是一对历史范畴，且具有民族性。比如兄妹结婚的善恶问题，就没有一个普遍的规范。古代埃及人视之为善举，古代中国人却视之为恶端，称作“乱伦”。
但是，相对于恶的力量，善的力量是软弱的，不足以抗拒恶的诱惑与侵犯。
之所以如此，在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我们的祖先既订立各种道德规范，同时又创立起国家，用法律、监狱等强制性的手段迫使人们趋善避恶，以保证社会能够得以相对稳定地发展。然而，正如前文所说的，国家的功能具有二重性，它既有善的一面，即压制恶人保护善人，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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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恶的一面，即秉权者利用国家权力而作威作福。因之，人们常常对现有的国家制度抱着不信任的情绪，向往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监狱的理想社会。
但是，在理想社会里，如何保障人的恶念与恶行不致于产生呢？又同样是一个恼人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极错误的观念，似乎社会的争斗是因为物质生活资料不甚丰富的缘故，认为一旦社会财富增加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程度，社会争斗自然就可以消除，而人类也就可以进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
实际上，这是一种极浅薄的认识，完全出于想当然，纯粹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没有任何经验和学理上的根据。此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如果实现于动物界，倒有可能，因为动物的生活极其简单，只要解决食物问题就足够了。食物不足，它们会争斗，一旦填饱肚子，他们便不会再争斗。而人类社会则不同。
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社会在发展，贪心亦在日益膨胀。过去人们想吃饱吃好，理想食物是白米饭和肉鱼蛋。现在这几种食物已经不算稀奇，人们都可经常吃到。但是，人们对食物的贪心并未消除。有了白米饭和肉鱼蛋，他们又想吃更好的东西，比如山珍海味。况且，山珍海味也是有等差的。有的产量多，易于得到，有的则因其稀少不易得到；有的味美，有的味道稍次。如此决定着人们一旦能够吃上山珍海味，贪心还是存在。比如鳖这种东西，二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