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116章

从理论上说，传统是现代化的基础，离开传统，不可能有什么现代化。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积聚就是传统。由此决定着人又是传统的产物。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传统，同样不可能有离开传统的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生活在先辈为我们创造的文化传统之中。他不仅靠传统哺育，同时又深受传统的制约。人不能离开传统，就像他不能离开大地和空气一样。
因之，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传统是打不倒的，也不应该去打倒它。新儒家也正是在这样一层意义上，高扬传统的价值。他们的著述和演讲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原因也就在于人同传统这种不可离弃的关系。
但是，新儒家心目中“传统”二字的意蕴，是有限制的。
他们所高扬的“传统”
，只是本民族文化的传统，而不是人类文化的传统。在他们的思想网络里，似乎一个民族只能接受与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不能将整个人类文化的传统作传统看待。尽管他们中有人（如方东美）也曾强调过，不仅要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吸取印度人和西方人的传统。
但是在他们看来，外来的传统只是别人的传统，而不是自己的传统，因而也只能起些辅助性的作用，中国社会问题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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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主要还得靠“吾家旧物”。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也主张学习外来文化的肯定成果，但这只能是“借用”
，而不能看作是自己的文化传统予以继承。
事实上，如果我们跳出狭隘的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圈子，以一种世界人地球人的眼光，将整个一部人类文明史作动态考察，则不难发现，传统既是民族性的，又是世界性的。具体说就是：在传统的封闭社会，传统主要是民族性的，而在今天的开放社会，传统则主要是世界性的。
传统社会，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与外界接触不多。他们的文化主要是本民族本地区人民创造发明的成果，外来的因素很少。相应的，他们对别的民族别的地区的文化也了解不多，亦很少将其文明成果“借用”过来。这时候，人们主要是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区的人，而不是世界人地球人。他们虽然也有“世界”或“天下”的观点，但是这“世界”与“天下”只是他们知识所及的小范围，而不是真正的世界与天下。比如，古代希腊罗马人的“世界”
，就是他们活动所及的地中海世界；春秋时期中国文人的“天下”
，主要是他们活动所及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所谓“治国平天下”
，“国”为诸侯国，“天下”为周天下。
而现代社会则不同。它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正如前文我们所反复说到的那样，一旦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连为一体，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再闭关自守。其国民既是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区的人，同时又是世界人地球人。相应的，各民族的文化成果也就不再仅仅具有民族性，而是作为整个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某种思想某种创造发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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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某种技术改进一经产生，不仅即刻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且被广泛研究或应用。
而且，在世界历史连为一体的今天，就连古代各民族在封闭格局里所积聚的文化成果，也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今天的英国人可以说莎翁是英国的骄傲，却不能说莎翁的文学遗产仅仅是他们的财富。同样道理，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说曹雪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却不能说《红楼梦》仅仅是中国人的财富。
如此理解传统，可以帮助我们解开本节开头部分所提到的那种思维上的死结。既然传统经过了由民族性向世界性的转换，那么我们今天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也就无需困惑，无需在两难的选择中无所适从，难圆其说，同时也斩断了某些不存好心的人利用传统与创新关系的二难理解而愚民与役民的可能。由此亦可见，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行者的反传统，所反对的只是中国固常的传统，民族意义上的传统，而非世界意义上的传统。相反，他们的努力是以大传统反对小传统，以世界性的传统反对民族性的传统，以开放性的传统反对封闭性的传统，并且从根本上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即是说，他们并非不要传统，只是他们所要的传统与旧派人物观念中的“传统”含义不同。从这层意义上说，新儒家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思潮的批评与诋毁，是缺乏理论思考的，说到底，是以小聪明批评大智慧。
传统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新儒学强调儒学传统于现代社会的思想价值，反对以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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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为代表的西化派，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导致中国社会灾难频仍的，根本原因乃新文化新思想的鼓吹与流行。在他们看来，中国问题之解决，只能依仗传统儒学的大智大慧。反传统，必然致以人失其心，国失其序。虽然他们不反对科学与民主，也希望中国能够早日归入正途，走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之路。但是在他们为中国所规划的现代化蓝图里，占主导地位却是儒学传统。因为儒学的传统，既是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又是未来中国前途的航标。几十年来，中国人的诸多灾难，都是因为离弃了儒学传统所招致的报应。在他们眼里，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自然也就成了民族的罪人，对几十年中国历史的邪路歧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在五十年代以后的港台新儒家看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中华民族的大劫难，大祸害，其根源就是因为对儒学传统的背离。他们认为，第一，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反传统，在中国就不会有共产党的出现，也不会扰乱近几十年的历史进程。第二，共产党的反传统，更是将中国人推向灾难的深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年“文革”的大动乱。
无可否认，说新文化运动以后儒门淡泊，并非虚言，说本世纪中国社会灾难频仍，也是事实。问题是，这二者是否为因果关系，却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而探讨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另外三个问题。
第一，孔家店在本世纪是否真正地被打倒了，儒学传统是否真的断了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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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现代社会，儒学传统究竟还有多大价值，它能否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如果还抱着孔孟程朱陆王的那一套不放，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是顺应历史，还是逆水行舟？
第三，本世纪中国人诸多灾难，这笔帐究竟应该算到谁的头上？也就是说，中国问题之不能解决，究竟是新文化新思想的流布所致，还是因为儒学传统的阴魂不散？
要回答上面三个问题，关键又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现代化”一词的含义。因为，明白了“现代化”的含义及基本要求，我们再来看本世纪中国历史，许多问题就会更清楚，更明确。
现代化也就是近代化，在英文里为同一个词“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Cｔｉｏｎ”。中文里其所以为两个词，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将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分为“近代”与“现代”两个阶段，致以今日之国人也就把它作为两种历史内涵来看待。
实际上，“现代化”与“近代化”是没有区别的，二者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都是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言的。换句话说，走出了中世纪，也就迈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化的内容，从至今为止的世界历史看，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那么，什么又是资本主义文明呢？
这样一个问题，看似十分简单，但回答起来却不容易。很长一段时期里，大陆学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普遍犯了简单化的毛病，似乎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虚伪的议会政治加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７０年代末以前，即国门尚未重新打开之前，政治宣传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甚至比社会主义的国家还穷。说他们有电视，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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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勒紧裤带坐在电视机前；说他们有冰箱，但冰箱是空的，凡此等等。实际上，资本主义代表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文化模式。
几百年来，它是人类文化的最新成就和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