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与礼仪》第347章

我还要修船，把鲑鱼从我们的船丢到另一艘小船，送去制罐头。我穿着长统胶鞋，但双脚总是湿湿的。我的胶鞋里面经常有水，但我没有时间将水倒出来。但上述这些工作，跟我的主要工作比起来，只算是游戏而已。我的主要工作即是所谓的“拉网”。这个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你只要站在船尾上，把渔网的浮标和边线拉上来即可，我的工作就是如此。但是，实际上，渔网太重了，当我想把它拉上来时，它却动也不动，我想把渔网拉上来，但实际上却把船本身拉下去了。由于渔网动也不动。我只好用尽力量沿路拖着不放。我这样做了好几星期，几乎把我累死。我浑身痛得很厉害，而且一连痛了好几个月。
最后，当我好不容易有时间休息时，我在一个临时搭成的柜子上摆下潮湿的被褥，然后倒头就睡，我浑身上下无处不疼——但我却熟睡得象服用了安眠药——极度的劳累就是我的安眠药。
我很高兴当初吃了那些苦头，因为它们使我不再烦恼。现在，一旦遭遇了困难，我不再烦恼，我反问自己：“艾利克森，这会比拖网辛苦吗？”我总是回答说：“不，没有事比它更苦！”
于是我振作起来，勇敢地接受挑战。我认为，偶尔尝试一下痛苦的经验是件好事。我很高兴完成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使得我所有的日常问题在比较之下，全变得微不足道。
世界上最著名最受爱戴的歌唱牛仔吉尼·奥特里引用了一句军事专家的话：作战的第一原则是保持补给线的畅道。
我想，人们绝大部分的忧虑和家庭事务及金钱有关。我很幸运，娶了一个奥克拉荷马的小镇女郎，她的家世背景和我相似，我们的兴趣和爱好也相同。我们俩人都尽量遵守这条金科玉律，所以我们的家庭烦恼也就减少至最低。
我同时采用两种方法，使我的金钱烦恼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一，我总是保持一个原则，对任何事情都百分之百诚实。我若向人借了钱，就必须如数归还。诚实可使人免去许多烦恼。
第二，每当我展开新事业时，我总是预留后步。军事专家说，作战的第一原则就是保持补给线的畅通。我认为这原则同样可应用于个人“战斗”上。例如，我自小生在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在当地遭到干旱侵袭时，我品尝了真正的贫穷滋味。我们十分辛勤地工作，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们太穷了，我必须驾着篷车，带着交换的马匹，到处奔跑求生活。我希望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差事，所以我在一家火车站找到一份工作，闲暇时，则学习拍发电报。后来，我得到另一项工作，为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工作，当一名轮班员。我经常被派到各处去接替其他生病或休假的火车站站员，或在他们忙不过来时前去支援，那项工作的月薪为一百五十元。后来，当我出外开创更好的前途时，我总是觉得铁路公司这项工作在经济上很有安全性。所以我总是把回到那项工作的路子开放着，那等于是我的补给线，我从来不把那条路关闭，除非我已稳定建立了一个更佳的新位置。
例如，在一九二八年，当时我为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工作，被派到奥克拉荷马的齐尔市工作。有一天晚上，一位陌生人漫步走进车站办公室，要求拍发一封电报。他听到我弹吉他，唱着牛仔歌曲。他对我说，我弹得不错，也唱得不错。他还告诉我，我应该到纽约去，在电台或戏院里找份工作。自然，我觉得他是奉承我。当我看到他签在电报上的名字时，我几乎惊讶地喘不过气来：威尔·罗吉斯。
我并没有立刻跑到纽约去。我仔细把这件事想了又想，一连想了九个月。我最后获得结论：到纽约去，我绝无损失，一定会有收获。我有铁路证件，可以免费乘车。我可以坐在火车上睡觉，我可以带些三明治、水果点心和三餐食品。
当我到达纽约之后，找了一间每周房租五元并有家具的房间住下，在餐厅吃饭，在街上流浪了十个星期，却一无所成。如果我没有工作可以回去就任，那我真会急出病来。我已在铁路公司服务了五年，这表示我有就职的优先权；但要想保留这项优先权，我不可以离职超过九十天。那时候，我已在纽约呆了七十天，于是我利用我的证件赶紧奔回奥克拉荷马，又开始工作起来，以保持我的补给线不断。我工作了几个月，存了一点钱，然后又到纽约再试一遍。这一次，我有了进展。有一天，在一家录音房等待考试时，我对着那些女接待员弹着吉他唱了一首歌：《珍妮，我梦到紫丁香》。当我正在唱那首歌时，恰巧那首歌的作者纳特·史却克劳特走进办公室来。当然，他很高兴听到有人演唱他的曲子。于是他写了一张条子，要我到维多唱片公司去试试看。我录了一首，但成绩不理想——太生硬、不自然。于是我接受了维多唱片公司录音师的劝告。我回到杜沙，白天在铁路公司上班，晚上在当地电台演唱牛仔歌曲。我很喜欢这种安排，这表示我的补给线是敞开的，因此我也就没有烦恼。
我在杜沙电台演唱了九个月。在那段时间内，吉米·朗和我合写了一首《我那白发的父亲》，结果甚获好评。美洲唱片公司老板亚瑟·沙得利要求灌一张唱片，甚为成功。我另外又灌了许多张唱片，每张五十美元，最后终于在芝加哥WLS电台找到一项工作，演唱牛仔歌曲。薪水每周四十元。在那家电台唱了四年后，我的薪水提高为每周九十元，同时我每晚又在戏院登台表演，另外有三百元的额外收入。
接着，到了一九三四年，我的机会来了。当时好莱坞的制片家决定拍摄牛仔影片，但他们要的是一种新型的牛仔——会唱歌的。美洲唱片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共和影片公司”的老板之一，“如果你们想找一个会唱歌的牛仔，”他对合伙人说：“我的唱片公司里正好有这么一个人。”
我就是如此闯进电影圈的。我开始拍歌唱牛仔影片时，周薪是一百元。我十分怀疑我拍影片是否能够成功，但我并不忧愁。我知道，我随时可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
我在电影上的成就，远超过我的意料之外。我现在年薪为一万美元，不包括我所有影片的一切红利。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并不能永远保持。但我不忧虑。我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意外——即使我失去了所有的钱——我随时可回到奥克拉荷马，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里找份工作。我的补给钱永远敞开。
小说家荷摩·克洛伊时常想起他母亲说的一句老话：“不要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但这并不是牛奶，而是我的心血。
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刻，发生在一九三三年的一天，警长来到我家前门，我则从后门溜了出去。我失去了位于长岛佛洛里斯特山的家，我的孩子都在那儿出生，我和家人亦在那儿住了十八年。
我从没想到这种事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十二年以前，我认为我坐在世界项端上。我将我的小说《水塔之面》的影片版权以好莱坞最高价卖给一家影片公司，我和家人在国外住了两年，我们到瑞士避暑，冬天则住在法国南部——标准的百万富翁生涯。
我在巴黎住了六个月，写了一本小说《他们必须见见巴黎》，后来改编成电影，由威尔·罗吉斯主演，这是他的第一部有声影片。他们要求我留在好莱坞，再为罗吉斯写几部电影剧本，但我还是回到了纽约，我的麻烦就从此开始了！我渐渐觉得自己拥有一些尚未发展的潜在能力，我开始幻想自己是一名精明的生意人。有人告诉我，约翰·贾可伯在纽约投资购买空地，而成了百万富翁。贾可伯是何许人？只不过是一名移民美国的小贩而已。如果他能成功，难道我就不能？
……我马上就要发大财了！我开始阅读游艇杂志。
我空有无知的勇气，对于房地产却一无所知。我如何开展这方面的事业呢？很简单。我把我的房子抵押了，然后买了佛洛里斯特山区一块最佳的建筑用地。我将保留这块地，直到地价涨到最高峰，然后将它卖掉，就可坐享厚利，成为百万富翁。我同情那些坐在办公室整天忙碌的职员——他们依靠一份薪水生活。我告诉自己，上帝并未赋予每人特殊的经济才能。
然而，突然间，经济不景气来临，象堪萨斯的狂风摇撼鸡笼子一样，我被吹垮了。
我每个月必须为那块地付出二百二十美元。那几个月过得真快！除此之外，我还必须为那栋被抵押掉的房子付款，并且必须养活一家人。我十分烦恼，想为杂志社写一些幽默小说。我的幽默小品颇似旧约中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