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第24章

学不适应，实在说不过去。在笔者看来，富家子弟，一切来得太容易，学会珍惜机会需要个过程。克里自己承认，当时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学习飞行，而不是书本上的知识。
不过，大学学业上的失败，并挡不住日后的成功。死读书的学生不一定是最好的学生。这一点在克里参加海军后很快得到了证明。他在描述自己为参加海军进行的准备时提到，他有许多航海训练，包括驾船、潜水、步枪射击、救生等等。这些和飞行一样，都是课外的贵族游戏。但在海军里，就比什么地质学、政治学、历史等等科目更派得上用场。所以，他很快就在海军选拔学校（NavyCandidateSchool）中成为顶尖学生，后来在越南指挥巡逻艇，英勇异常。
克里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让人记住他。耶鲁的退休历史教授GaddisSmith教过布什和克里。但他在最近的电话采访上说，他对布什没有特别的记忆，但对克里的记忆却是活灵活现。其实克里在GaddisSmith的两门课上，分别拿了71和79分。当记者告诉GaddisSmith他当年给克里的分数时，GaddisSmith还略感意外：“噢，我可觉得他是个好学生呀。这两个分数确实不怎么样。”不过，他坚持认为，他当年是个非常严格的老师，如今则是分数膨胀的时代。把他的分数换算成现在的分数，至少要加10分才行。
即使是加10分，也不过是八十几分的成绩，属于B。如今的一流名校，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都是A。现在拿B，实际上还是中等以下的学生。笔者自己在耶鲁当助教（TA）时给学生打过分。每个教授掌握的口径不同，不过，总的来说打分很宽松。许多学生为了个B难受很长时间。C几乎快绝迹了。另外，一些教授对是否有分数膨胀也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现在的学生水平就是比过去的高。过去上哈佛、耶鲁，有钱有势就可以，如今则要SAT的高分，竞争白热化。分数是跟着竞争涨上来的。
不管孰是孰非，克里和布什，大学的学业都非常平庸，这恐怕是不争之事实。笔者大学的一个同事，读法学院时还和克里同班。他骄傲地告诉我，他当年比克里表现好多了，同时又加上一句：比他好没有什么大不了。
不过，学术上的失败并没有对这两位政治精英日后的生涯产生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克里，“越战”后二十几岁就显山露水，成为政治新星，以后一帆风顺，2004年几乎当了总统。说布什当总统是靠老子还有几分道理，但克里日后的成就，和其父亲没有直接关系。而且，美国的政治家，几乎没有人敢吹牛自己在大学时如何优异的。克林顿那样读书也聪明的人是多年不见的异数。学术表现和政治才能，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怪不得美国从来没有人为当官读博士。相反，读博士一般表示你不想当官，除非一不留神成了基辛格或莱斯。即使是这两位，也是官僚而非政治家。他们不是靠民选上台，而是靠选上的人来任命。鲍威尔是西点军校的优等生，但就是死活不选总统，似乎优等生与政客有些格格不入。
上大学难过当总统（2）
仔细分析，优等生和民选政治家至少在形式上是不相容的。优等生靠上面的权威给自己打分，从来不会到处游说，给自己拉分数。所以，优等生像基辛格、鲍威尔、莱斯那样，等着被上面一个权威任命为高官，是顺理成章的ｗωｗ奇書网。民选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大的本事，不是功课好、干什么都在行，而是和人家相处得好，用我们的话来说，是能混，最后让大家都跟他们走。这套本事，课本上没有教，读书也读不出来。克里、布什的许多功课优异的同班同学，都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但染指政治的才能一点也没有。话说回来，让克里、布什回来读书，怕是比当总统还难。
现在的问题是，克里和布什，是否是最后一代获得政治成功的草包学生？过去的世道不同，一个报童可以爬到记者的位置，甚至成为大记者；一个股市上的听差可以混到交易所的老板。同理，一个“不学无术”之士，搞起政治来可以头头是道。如今精英主义渐渐统治美国：小报童成不了大记者；股市上的听差只能当听差。爬到高位的，多是经过激烈竞争而从精英大学毕业的优异之士。换到今天，克里和布什，怕是谁也进不了耶鲁（布什不也就只能把一个女儿塞进去吗）。况且如今的耶鲁也不像过去那么好混了，因为学术上要求还是高了。布什在耶鲁讲演时开玩笑，说那些拿C的学生“也能当总统”。问题是，耶鲁校园已经找不到他那样的C学生了。这不是说以后草包学生在政治上没有出路，而是他们更不好混了，因为大学一关，就会把许多人“杀”掉。
第四部分故人传
在国际上，美国因为过度恐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展开了核竞赛。而乔治·凯南于1952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处跟踪，愤怒至极，在欧洲被记者问及在苏联生活的感受时，干脆说那里的日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还能够在严密监护下上街走走，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马上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任。在此之后，他很快被意见不同的国务卿杜勒斯挤出外交界，此时才50岁。退出官场后，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书立说，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发言，成为美国国际事务方面重要的意见领袖，并为分析“冷战”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声音，一直到1990年代还十分活跃。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1）
桑塔格（SusanSontag）死了。她的死，代表着美国1960年代知识分子传统的终结。
桑塔格1933年出生。父亲是个在中国经营皮毛业的商人，在她5岁时病死在中国。7年后母亲嫁给NathanSontag。她少年早慧，1948年只有15岁时，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51年毕业，年仅18岁。在大二时，17岁的桑塔格嫁给一个28岁的社会学讲师PhilipRieff，并移居波士顿。1955－1957年间，她是哈佛的博士候选人，但最终没有完成论文。1950年代末，她与丈夫离婚。后来她说：“我很幸运有了孩子，在很年轻时就结了婚。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现在不必再做了。”
1957－1958年，桑塔格在巴黎大学学习。她曾在纽约市立大学（CityCollegeofNewYork）和SarahLawrence学院当过哲学讲师。1960－1964年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任讲师。后来还在Rutgers大学当了一年驻校作家。在1960年代，她通过著名的左翼杂志《党派评论》和《纽约知识分子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除了《党派评论》，她还成为《纽约书评》、《亚特兰大月刊》、《国家》、Harper‘〖KG－＊6〗s等一系列左翼杂志的撰稿人。她30岁时开始写小说，1960年代末开始拍电影，集小说家、散文家、制片人、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直到2003年还出版了《旁观他人的痛苦》〖WTBX〗（RegardingthePainofOthers）〖WT〗。她不能说高产，但从二十几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创造力旺盛。
桑塔格1960年代在文坛“出道儿”，是196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一个1960年代的
知识分子死于保守主义大盛的21世纪初，本身就有些悲剧色彩。
在桑塔格“出道儿”的时期，知识分子正在美国社会如日中天。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n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并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在这部书中，Hofstandter严格地把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区别开来。他借用韦伯的话，把一个人是“靠思想活着”还是“为思想活着”作为判别知识分子的标准。那些靠思想活着的人，不过是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谋生，是脑力劳动者。那些为思想活着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牧师那里继承而来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强调的就是这种思想的终极价值。
不过，Hofstandter接着说，知识分子并不是牧师。宗教的虔敬和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有本质的冲突。知识分子并不对某一套信条和“真理”有终极承担，而是保持着一种“游戏性”，这和Vablen所谓的“闲散的好奇”（idlecuriosity）颇为近似。因为真理一经被掌握，就失去了光彩。长期为人所知并被广泛信仰的真理，常常会随着时间成为谬误。简单的真理是索然无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