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挣扎》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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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临床证据可以指出,这种内心的指使比其他类型的心理症来得更严厉或迫切,其差异乃在于因为他急于需要自由,所以在内心的指使下,他会更感烦苦。他一方面会试图藉着将内心的指使外移以应付它们(内心的指使)。因为他对攻击有所禁忌,所以他只能以消极的方法这么做,这意味着他人的期望或他对之方面的感觉,需要具有命令式的性质在内,即绝对地被遵从。而且,他确信如果他无法应允人们的期望,则他们将会冷酷地攻击他。本质上,这意味着他不只已经将他的“应该”外移,而且也将他的自恨外移了。别人就像他因无法满足他的“应该”而攻击自己那样尖刻地攻击他,而且,因为这种对敌意的预测是“外移作用”的表现,所以它无法用相对的经验来补救。譬如,他已长期感受到分析者的那种耐性与体谅,但却仍置身于监禁之下,于是他会觉得如果他公然地反对分析者的话,则分析者必会随时置他于不顾。
因此他对外在压力原有的敏感性便会大大地增强了,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为何外在的环境所加予的压力是如此微乎其微,而他仍会继续受到外在的逼迫。此外,他将他的“应该”外移后,虽然减除了内心的紧张。但却给生活带来了新的冲突。他应该允诺别人的期望;他不应该伤害他们的情感;他必须平息他们所预想的敌意──但他也应该维持他自己的独立。这种冲突可在他待人的那种双重矛盾情感中显示出来,在许多变化中,它是一种顺从与违抗的奇妙混合物;譬如,他很礼貌地允诺一项要求,但却会忘记了它或者拖拖拉拉地实现它。此种遗忘可能会造成相当的障碍,因此他只能藉着记事簿,记下他的约会或所该做的事,才能使生活有条不紊。或者,他表面上可能会付诸行动,以顺从他人的愿望,但心里却会故意地要破坏这些行动,而毫不自知。譬如,在分析中他遵守了明显的规则,如准时或说出自己的心意,但对于所讨论的事项却毫不加以吸收或了解,因此分析工作遂变得徒劳无功了。
这些冲突在他与别人的交往中,势必会形成一种压力,有时他会觉得这种压力极其严重。然而,不管他是否察觉到此种压力的存在[汶网//。。],它必定会迫使他产生从人*中撤退出来的倾向。
他对别人的期望所表现的消极反抗,在那些未被外移的“应该”中也会产生;单单他觉得他应该做某些事这一念头,通常就足以使他变得无精打采。这种潜意识的罢工态度,如果仅限于他根本就不喜欢的活动上,如参加社会交聚会,写信或付账,则无关紧要。但是他愈极力地消减个人的愿望,则他所做的事不管好、坏,必会愈表现于某些他应该做的事上:刷牙、阅报、散步、工作、用餐、或房事。于是事事都会受到消极的抵抗,而造成广泛的惰性。因此,活动只限于一小部分,要不然就是在压力下进行某些活动。于是他变得不精进、无成就、容易倦怠,或苦于长期的疲劳之中。
在分析中,当这种内在的过程变得清晰时,就会发现那两种维持此种过程的因素,只要病人不求助于他的“自发精力”,则他会完全了解此种生活方式是浪费的,而且是令人不满意的,但仍不了解那种改变的可能性,因为如同他所感觉的,要不是他努力驱策自己,则他简直无法做事。另一因素存在于他的惰性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中。他精神的麻痹,在他心目中已转变成一种无可改变的痛苦,他利用它以避免自责与自卑。
对于怠惰的不当鼓励亦因其他的来源而告增加。正如他用“固定”(停滞)冲突以解决冲突的方法一样,他也尝试使他的“应该”停止作用。于是他试图逃避“应该”所带给他的困恼情势,这乃是他避免与别人交往,以及他对任何事物不具追求的另一个理由。他遵行他潜意识里的座右铭:只要他不做任何事情,他就不会违犯任何“应该”或禁忌。有时他会认为任何追求都必会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因而藉此将这些“逃避”予以合理化。
在这许多方面,心灵内的过程仍继续加强了那种“脱离别人的关系”的基本解决法,因而逐渐制造了牵累,这构成了退却的景像。如果不是有着存在于自由的吸引力中那些积极的元素,则此种情况是不易治疗的,因为他们少有改变的机动。此种积极元素较占优势的病人,通常会比其他人更密切地了解内心指使的害处。如果情况顺利的话,由于他们实际所受的奴役,他们会很快地认出内心的指使,而且明确地攻击他们。的确,此种意识的态度本身并无法驱散他们,但就逐渐克服他们这一点而言,它是极有助益的。
现在若就保存统合性的观点,以回顾退却的整个人格结构,则某些观察将都相符合且深具意义。首先,真正与人脱离关系的人,其人格的统合性,总会引起敏捷的观察者之注意力。虽然我个人如今总算了解了它,但以前我仍不了解它乃是此种结构之内在的以及核心部分。脱俗的、退却的人们可能会不务实际、怠惰、不能干或难以交往,因为他们对于有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密切的交往,总是加以大胆地反抗而且小心翼翼,但他们的中心思想与情感多少还具有着基本的真诚与率直,这是无法被权力、成就、谄媚或“爱情”的诱饵所贿赂或收买的。
此外,在维持内在统一性的需要中,我们可认出基本特征的另一决定因素。首先我们发现逃避与限制被用以求取统合性,接着我们又发现他们也被为求自由的需要所决定,但至此仍尚不知其意义何在。现在我们已知道,他们需要具有免于牵累、影响(或势力)、压力的自由,需要具有赋于野心与竞争的自由,以保护他们的内在生活,使免于肪脏与污*。
我们也许会感到困惑,病人并不会谈及此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他在许多间接的方式中,已表明过他希冀保留“他自己”;他恐怕经由分析会“丧失他的个性”;分析会使他变得像别人一样;分析者会根据他自己,根据分析者的模式而塑造他。分析者时常会不完全了解病人以上所吐露的这些话之含意。这些含意间接地表明了病人想要保留他实际的“心理症的自我”,以及理想化的崇高自我。而且病人确切地表示出他要防护他的现状。然而他之强调做个他自己,也表示了他焦切地要保存他真我的统合性,尽管他仍无法详细说明此种坚持的理由何在。只有经由分析,他才能理解这项古老的真理:为了找寻他自己(他的真我),他必须丧失他自己(他心理症中的荣誉自我)。
由于这种基本的过程,因而产生了三种迥然不同的生活形式。第一种,永久的退却(退却以及一切退却所引起的情况),始终一致地被实行着。第二种,自由的吸引力将消极的反抗转变为更积极的反叛:亦即反叛的类型。第三种,败坏的过程会较占优势,而导致肤浅的生活。
第一种形式的个别差异,对于夸张的倾向或自谦的倾向何者占优势而言,系与由活动中退却出来的程度有关。不管他们与别人之间所筑成的情感距离有多远,有些人仍旧能为他们家人、朋友或为那些工作上与他们相交往的人做事。而且,或许因为他们的无私,所以他们时常能给人较有效的帮助;与夸张的类型及自谦的类型相比,他们并不期待太多的报偿,与后者相反的,如果别人将他们之乐意帮忙误为是个人的情爱,而且除了给予帮忙外,还想要更多时,则将会大大地触怒了他。
不管活动是否遭到了限制,很多这类型的人都能做他们的日常工作,虽然它因违抗内心的强烈惰性做事而常被觉得是一种压力。一当工作已累积不少,需要主动地为了什么或是为了反抗什么而战时,这种惰性就会变得更加显著。做例行公事的动机通常是混杂的;除经济需要与传统的必要外,姑且不论他们退却的特性为何,通常还存有一种对别人有益的需求。此外,日常工作也是一种消除他们那种“无用”感的工具。他们常常不懂得该如何利用空闲,与他人相处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种压力,因此毫无愉悦可言。虽然他们喜爱孤独,但却毫不精进。甚至连读书都可能碰上内在的阻抗作用,因此他们专求不用费力而有益的活动,譬如他们做梦,听音乐,或享受大自然。虽然他们大都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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