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址》第47章

中国文人曾经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还是“传统”之间旋转了一个多世纪。我们说这个文化不好，那个文化好。为此，我们锲而不舍。举出种种言之凿凿的论据，在对“好”文化的一百多年的追逐中，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奔波在一条环形跑道上。这个发现有些令人尴尬。当我们汗流泱背气喘吁吁地相互打量的时候，就会听见有个人在笑，笑得犀利而又诡谲。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条环形跑道上，也跑着我们这弄文学的一群。大家的体力、姿势各异，穿戴着的衣帽鞋袜也各异，心里怀着的目标还是各异。但因为是弄文学的，就不免比别的奔跑者多了些舞文弄墨的姿态。多了些文人中惯有的争吵，多了些骚客间常见的互嘲。
争吵和嘲笑的中心，不外乎你弄的不是好文学，而我是；不外乎真正的文学或文学的革命自今日始，自本人足下始，而非自昨日，自他人足下始；不外乎老子今天第一，尔等小子们差矣！当大家这样争吵，这样嘲笑，这样排一论二的时候，都忘了那是一条环形跑道，大家都在这条环形跑道上指着对方说“尔非马也”。可当吵闹与喧嚣的热浪翻滚过去之后，在那条环形跑道的上空就会听见一声悠长而又犀利的冷笑。这笑声并非是对谁先谁后谁对谁错的裁判。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在这条环形的跑道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竞赛。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自己长短不一的影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只有一些依稀难辨的足迹，重重叠叠，模模糊糊，不分你我，无论先后。看着那足迹，我们只能知道，有许多人曾经走来，又有许多人曾经走去。
公孙龙说：白马非马。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于家中
三　关于《旧址》的问答
——笔答梁丽芳教授①
1．是什么触动了你写这篇小说？
答：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先声明一点，小说家是写小说的，或者说是讲故事的；他的小说当然会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会和他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地位有关，更会和他的心理与性格的特征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特征决定了一些人可以成为作家，而另一些人则不能）。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不是作者本人经历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社会和历史的写真。不错。小说曾经有过相当长的写真和写实的历史，这种历史导致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使人们简单也是直接地到小说里来寻找作者的事件，社会的事件，历史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都必须是“真实”的才好，才有意思。这就好比有人看了《红楼梦》，一定要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荣宁两府就是“江宁织造”的官府。依我看，用这种被动的“相信故事”的方法看小说，其实是对小说的取消，是对艺术的降格。有一次，我到西安的“半坡遗址”参观，那是一个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一些出土的陶器按照不同的时期顺序依次摆出来。你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陶罐上的鱼纹图案，从最开始的粗糙幼稚的模仿，慢慢发展到非常逼真的写实，然后又从写实慢慢发展成为抽象的几何图形，最后，是最简单最抽象的三角形。作为后来人，我们几乎肯定是无法猜测出．那些旋转飞舞千姿百态的几何图形，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代表着什么。但你还是被那些七八千年以前的图案所打动，你还是在这魔术般的变化面前叹为观止。而近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有任何一种时髦或“先锋”的理论来做指导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凭着本能找到艺术的规律，并不妨碍他们在内容与形式之间自由地往来。并不妨碍他们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潇洒地转换。他们在近万年前就已经自由地运用过，深沉地体察过的规律，至今对我们依然至关重要。我们现代人完全没有理由妄自尊大，以为自己在一切方面都在“进化”、“进步”，以为现代人在一切方面理所当然的比祖先们深刻。这种想当然的自以为是，想当然的自高自大，说穿了是一种精神撒娇，是一种现代人的最普遍、最时髦也最可鄙的时代病。
我想，小说之所以被格外的要求“真实”，除了它自身的写实的历史而外，这还与小说是使用语言和文字构成的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也是小说当年曾经得以广泛的传播，如今又被深深地束缚的最重要的原因。被最多人最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也就有着最多最普遍的戒
律。戒律有些是可以打破的，有些则不能。因为那些呈现出来的戒律并非只是一种戒律，而是人类这种生命形式的局限。尽管认识了这一点叫人悲从中来，但我们却永远无法摆脱它，这是人的宿命。
说了这些话，我的意思无非是想告诉大家，最好不要到我的小说里去寻找有关作者自己的真实，也最好不要去寻找有关历史和社会事件的事实。你最好只当是听了一个故事，如果这个故事能够触动了你的情怀，引起了你的翩翩浮想，如果这触动和浮想来得很深很长．那
就是我的大幸，那就证明我的小说或许还不错。
书归正传，现在我来回答问题。是什么触动了我写这篇小说的呢？很难说。因为这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讲清楚的。从大的方面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又由于这种经历带给我的对于人生，对于人，对于中国历史的体验。我之所以强调“文革”经历，是因为任何一个
人的体验，事实上都是被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所染了色的体验。这里的经历不仅仅是外在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个人的经历，它更是内在的、心理的和情感的经历。从小的方面说，这部长篇小说是从我姑姑的一封信开始的。这个姑姑是一九四九年跟着姑夫去了台湾。在将近
四十年的时1．日＇里，她和我们家断绝了音讯。当年，我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而我的姑夫是国民党的中将军官。知道了这些，也就大致会想到我的家庭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一句话，家破人亡。这些事情我不想再提。因为这封信，我平生第一次回到家乡，既是为姑姑拍一些家乡的照片，也是为回去看看父母的出生之地，看看自己的根。我的老家在四川自贡，是个盛产井盐和恐龙化石的历史名城。我的家族曾是这座城市里最有名的大家族。这次家乡之行，让我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在一回首之间，看到了千百年的历史，看到了许许
多多生命在这无理性的历史的浊流中的泯灭。可我那时只有感受，只有许多很深很难言说的感受。我只要一闭上眼．就会看见那条穿城而过的小河，看见那些破败不堪的旧屋旧院。我知道它们曾经有过往日的辉煌和衰败．知道我的许多亲人的生命就消耗在那些辉煌和衰败
之中。冰冷的时间无动于衷地把生命和情感变成化石，粗鄙的历史无动于衷地把人和人的种种努力变成废墟。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在明确无比地奋斗挣扎，为了这奋斗和挣扎他们或她们聚集了终生的理性和激情，到头来谁也不知道这理性和激情为什么全都变成了滔天的洪
水。面对着历史，人到底是什么？面对着时间，生命又到底是什么？这所有难以言说的一切，像一场从千百年前刮起的大风，把我裹挟而去。或许，那就叫思接千载吧，我浮想联翩，却又欲哭无泪。我忽然觉得这千百年来的一切，这生生死死的万千生命，都是我自己以血以肉亲身经历的，都是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现在回想起来，那难以言说的一切，成为了我小说的基本的内核。成为了我倾诉自己的动力。
2．这个李氏家族有没有原型？有没有你的家族的影子？ 。
答：应当说有一点。但我已经说过了，小说里的李氏家族并非是我自己的家族史，我要写的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城市；我要写的是人，是生命，是中国。
3．这篇小说的总体构思是什么？
答：我写小说从来不列提纲，也很少把一切都想好了才写。写旧址》也没有提纲，也没有什么清楚的总体构思。只是自从回过家乡以后，就一直在心里想来想去的，想了七八年，又整整写了一年，才终于完成了它。写完以后，旧址》的第一位读者当然是我的妻子。我妻子蒋韵和我是同行，也是个作家。等她看完后，我就问她，你说这是一部社会批判的小说吗？不是。你说这是那种所谓“史诗”式的小说吗？不是。你说这里有英雄吗？没有。你说它是那种传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