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决战》第49章


海军开初竭力支持陆军进攻重庆,但是,进入9月以后,却突然转向反对进攻重庆了。但是,杉山总长和东条英机召集大家来,是研究如何进攻重庆,而不是讨论该不该进攻重庆的问题。
统帅部已下最大决心,决定在实施5号作战时,再向中国增调三十六万兵力。东条英机说:“进攻南方的地上兵力为三十六万、而5号作战计划使用的兵力相当于南方作战的三倍,堪称百万大军的大远征!”
杉山元和东条英机都认为:要实现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只有首先打败中国,从长江中下游的水网地域抽出身来,否则,太平洋上的胜利等于零。
9月3日。
杉山元参谋总长和东条英机陆相一起向天皇汇报5号作战方案,得到天皇同意,同日,陆军部正式命令中国派遣军对重庆的进攻进行准备。
9月9日。
(火田)俊六大将在南京召集华北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和第3飞行师团等部参谋长会议,部署5号作战准备工作。
10月以后,太平洋战事对日军日趋不利,美军已开始反攻,日军接连受到重创,10月25日,日军第2师团在瓜岛发动总反攻,遭到失败; 11月14日,第38师团分乘十一艘轮船增援瓜岛,遭到美海军舰队攻击,有六艘运兵船被击沉,第38师团损失惨重;12月8日,驻守新几内亚巴萨市的日军守备队被盟军全歼……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抽调日本国内兵力于中国,进行5号作战,变成了抽调各地兵力增援太平洋战争。对重庆的进攻变得日渐困难。
11月7日,陆军部秘密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联系,决定中止5号作战,
12月10日。
杉山元总参谋长经请示天皇同意,决定中止5号作战。并向(火田)俊六大将正式发出命令:中止5号作战。
12月7日,
(火田)俊六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各军司令官会议,心情沉重地宣布: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原定于1943年春季进行的5号作战,决定正式中止:在诸军司令长官眼前,一场规模空前的百万大军的大远征作战,像一个气泡似的还没有吹出个样就破灭了。
12月18日。
于6月29日自阿南之后接任第11军司令官的冢田攻大将,偕同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人,乘飞机从南京返回武汉,座机飞临安徽太湖上空,被驻扎在大别山区的第五战区第21集团军之138师官兵发现,立即摇动高炮,瞄准飞机就是一阵狠揍。
冢田攻大将的座机彼炮弹击中起火。拖着浓浓的黑尾巴,坠毁于太湖附近,飞机爆炸后燃烧,大将和随行人员无一生还。
冢田攻司令古于芦沟桥事变前就担任陆军部第三部部长。于1937年11月转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南方军总参谋长,是日本陆军中立下显赫战功的名将。
藤原大佐曾任第56师团参谋长,是在缅甸作战中享有英名的高级军官。
这两位日本高级将领在异国他邦,折戟沉沙,抛尸荒野,最有应得。
第六章 决定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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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下半年以后,美、英军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遂步开冶反攻,日军由风卷残云似地进攻转为节节抵抗,日本的大半个身子仍旧深深地陷在中国这片泥沼之中拔不出来。
日军大本营认为:1943年是决定日本盛衰(胜败)的关键一年。其对战局演变的判断是:美英将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中国军队即使不发动大的反攻,就目前这样拖住日军,日军也将受不了。因此,整个局势对日本将愈益严重,面临倾国家民族之全力以决定日本兴亡的大决战。
天皇和大本营预感到形势的险恶,而惶恐不安。特别是对中国的战争、更令其胆寒。以前他们认为若不迅速解决在中国的战事,日本征服亚洲将成泡影;而今他们认为,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将面临危险境地。
日本谋求从中国脱身的手段有三种:其一,通过第三国斡旋和通过“谍报路线”,企图与蒋介石和谈,停战撤兵,其二,一再向中国增加兵力,一次次地猛打猛冲,企图灭亡中国,或给蒋介石以颜色瞧瞧,迫其坐到谈判桌上来。其三,通过扶持汪精卫这样的“新政权”,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日本人则趁机抽身他顾。
1942年12月21日。
在日本御前会议上,东条英机首相提出一揽子对华新政策。其主要内容为:针对美、英树立重庆政府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日本则大力树立汪精卫政府,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以汪精卫的“新政权”对抗蒋介石的“旧中国”,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新政权”与“旧中国”的战争。具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同时,把原属美、英等“敌国”的在华租界收归“新政权”,废除这些敌国在华的治外法权等等。
同日,汪精卫应东条英机首相之邀,抵达东京访问。在首相官邸举行“两国政府首脑会谈”。东条英机向汪“主席”面告了御前会议的决定。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愿与日本同生共死,倾其国力,协助日本完成战争。
东条英机也向汪精卫表示:“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缔结基本协定。”
两人最后商定:于1943年1月20日,汪精卫政府向美、英等同盟国宣战。
汪精卫的宣战实际上是汪对蒋的宣战。汪精卫的宣战也有其自己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就主动提出对美、英宣战,企图以宣战来提高伪南京政府的威望,与日本“平起平坐”
在这之前,日本一直阻止汪伪宣战,原因有三。其一,担心南京政府独立自大,不好控制;其二,毫无实力的汪伪政权向美、英宣战,实在自不量力,徒招耻笑;同时,也会被同盟国认为是日本军力虚弱,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也推上阵来与美、英对抗;其三,南京政府宣战,很可能更加失去在中国的民心。“
现在,东条英机迫于战争形势,为了从中国脱身,不得不这么做了。
1943年1月6日。
日本大本营侦听破译了美特密第7号电报。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由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
东条英机为了让树立南京政府的行动取得最佳效果,决定抢在美国人前面宣布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和南京政府对美、英宣战。
1月9日上午。
汪精卫戎装裹身,挂上将军衔,精神抖擞地在南京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进行大东亚战争。
接着,汪精卫和东条英机政府签订了《共同宣言》和《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汪精卫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通过和平救国,做出了一件历史性的“伟大”的“爱国壮举”。
在1942年12月21日的东京御前会议上,日本还决定“帝国对重庆不进行一切和平工作”。日本断绝同蒋介石的一切和平探讨,决不是真要打下去,而是另有图谋。但是,东条英机鉴于以往的教训,清楚地感到,如果被蒋介石看穿了企图,不但不能从中国的泥沼中拔出来,反而会被拖得更久,陷得更深。于是,东条英机政府必须表现出战胜的信心,摆出一副准备打一百年一千年的架势。
事实上,东条英机首相也并非真正断绝与重庆的和平工作,在决定“断绝”时,同时规定:(一)对重庆的和平工作,转由汪精卫政府继续来做。日本内阁首相进行指导,但要指导得十分秘密,由首相“直接与汪主席联系”;(二)日本方面应禁止一切暗示对重庆和平之类的言论宣传。
日本现在的和平工作,恰似安着套儿抓小鸟。抓鸟人虽然迫不及待,但必须隐藏得不露丁点儿蛛丝马迹,否则,鸟儿就飞了。
在做了以上一系列手脚之后,东条英机首相认为还应修订1940年11月30日汪和阿部信行签订的那些条约,因为那些条约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的战败国对待的。现在,“新中国”既然已经向美、英宣战而“独立自主”了,日、中也应该重新订立一个冠冕堂皇的平等条约——日华同盟条约。
日华同盟条约的焦点是日方自动放弃在华驻兵权。这引起了陆军方面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投入那么大兵力,作出那么大牺牲,如果放弃驻兵权,就一点油水也没有了。
外务省重光外相坚决主张放弃驻兵权。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日本如何从中国脱身,而不是谈条件。他说:“由蒋介石来实现日、中全面和平,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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