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第39章

族自治县与敦煌同属酒泉市，如今酒泉市已确定“引哈济党”工程“必须尽快”上马，大概作为下级，很难有表达不同意见的余地了。
新华社2005年10月10日在发布题为《敦煌灌区建成之日，月牙泉干涸之时》这一报道时，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
在拯救敦煌的口号和行动下，出现了着实令人费解的现象。一方面，原有的河流因上游筑坝取水等干涸；另一方面，却又要投巨资引水。如此矛盾之举，是真在救月牙泉？又能救月牙泉吗？
引哈济党，用另一条内陆河，用另一个草原和湖泊的代价，去救一个敦煌和月牙泉。工程建成之时，即使敦煌绿洲暂时不会成为“第二个楼兰”；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大、小苏干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又一个个“罗布泊”，美丽的阿克塞草原，也将变成沙丘连绵、戈壁无际的荒漠！失去北方生态屏障的工业城市冷湖，也将陷于风沙之中。
这无异于剜肉补疮，其负面作用已经十分明显。是可持续发展，还是陷入了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问题的结症，新华社的报道，实际上指向了“灌区”的扩大，指向了当代水利工程的思维，指向了农业、种植业不合理的结构和落后的灌溉方式。
立即停止断流大哈尔腾河，救救苏干湖，这需要引起全国的关注！
三、绿洲灌溉：古人比我们高明？
话题已经太过沉重。我想换一换，对中国西部古代的农业灌溉系统略作分析与考证。
唐玉门关一带汉代属“宜禾县”。宜禾取意于适宜耕种，而构建成这一系统的，是渠、堰、坝与古代灌溉系统。
无论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还是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叹，实际上都表达了“两关”是古代河西走廊绿洲与沙漠的最后分界。关西是沙漠、关东是绿洲。
维系这一绿洲的是疏勒河与党河。
据史书记载，“宜禾都尉治昆仑障”。昆仑障，即“昆仑塞”。（《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史学家认为，唐代的新玉门关城应由昆仑塞扩建而成。
几千年以来，西北人民的智慧勤劳，足以养育滋润绿洲，生计无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北和敦煌两千多年文明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农业灌溉发展史。
现在，党河成为敦煌境内唯一的灌溉水源。而过去，疏勒河流域也是有灌区的。考古工作者曾在敦煌境内的甜水井和汉玉门关附近的卷槽、马圈湾等地，多次发现汉代屯田遗址，其沟渠、田埂等遗迹，至今清晰可见，并出土了2000年前所使用铁铲、铁插、铜犁等生产工具。1979年，在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小麦、大麦、糜谷等粮食作物，震动了世界考古学界。这些粮食作物至今颗粒饱满，粟色如新，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同时出土的大量汉简中，当年戍卒曾记下不少粮食收成的纪录。如敦273简“右入糜二百五十三石九斗二升”，敦256简“右凡出大麦十一斛三斗士吏姜曾夕从玉门所禀”等等。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写本《沙州图经》，对汉代敦煌的水利有如下记载：“马圈口堰，右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汉元鼎六年依马圈山造，其极南一百五十步，阔二十步，高两丈，总开五门分水以灌田。”公元前李广利将军西征大宛，兵至敦煌，往来二岁，“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这些军需粮秣的筹集供应，均靠敦煌绿洲，可见当时的屯垦已达到了相当规模，生产粮食的种类也很多。灌区生产的粮食，除供应当地居民和南来北往的商旅外，还要作为守边和西征大军的后勤保障。唐代，敦煌安西一带更加繁荣，设置有瓜州、沙州和十余个县。这里位于丝绸之路要冲，人口众多，市井繁华，文化发达，商旅来往不绝。故有“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之说。敦煌城市的人口，大约不会比今天少。
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灌区农业的发展，是敦煌发展繁荣的基础。唐代在汉晋修渠筑堰的基础上，沙州剌史李无亏新修了一条“长三丈，高一丈五尺，阔二丈”的“长城堰，百姓欢庆”。此后，又陆续修整了许多水渠。如长二十里的宜秋渠，长十里的原都乡渠，长十五里的北府渠，长五里的三丈渠和长二十里的孟授渠等等。（敦煌遗书伯2005《沙州图经》）
更值得重视的是，历史上，管理河渠分配灌溉用水，一直是政府的行政职能，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网络。规定了严格的河渠灌溉事项：“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民间则设立了“渠人社”。（敦煌遗书斯5894号残卷）——用现在的话说，节水、合理配置水资源的前提，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科学管理，并把责任落实到人。由于这些措施，敦煌“州城四周，水渠流畅，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士流家家，土不生疏，鸟则无骞冉匀摹薄＃ǘ鼗鸵攀椴?005卷子《敦煌都督府图经》）
大诗人岑参在敦煌盘桓时，对此有生动的记述：
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太守到来山泉出，黄沙碛里人种田。敦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敦煌太守后庭歌》）
岑参这首七古写于天宝八年，即749年，他应邀参加敦煌太守的宴会，虽然有对主人吹捧讨好之嫌，但诗作的内容也应有根据的，否则这不切实际的吹捧表扬不就成为讽剌了吗？
过去，这首诗的意义一直解译为“反映当时官僚们奢靡淫佚的生活”。我想，反映当时敦煌领导干部的真实生活，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才且贤”的官员是无需成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作指示，参加各种会议。“太守”抓住并解决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民安居乐业，官员尽可“无事高枕卧”。在敦煌，善于治水的官员就是好官。社会稳定和谐，生产发展，百业兴旺，当官的迎来送往，讲点排场，多吃点多花点，老百姓也不会太在意。自然，没有本事和不干事的官，再廉洁也没用。群众最不满的就是既没本事，而又很贪婪的千方百计捞钱的官。唐代地方官员3年一任，并规定太守任期必须在3年以上。敦煌老百姓挽留有作为的太守再留一任，而不是放鞭炮送他走，这应该是事实。
在古代，要用泥土修建大坝，全部拦截河水是不可能的。土坝很容易溃决。他们用什么办法治水呢？首先是筑堰。堰是较低的挡水构筑物，作用不是蓄水，而是提高河流上游水位，以便引流灌溉。只要在河道上垒些石块或打木桩，抬高水位，筑堰修渠，即可引水自流灌溉农田。汉代所建的大堰“高两丈”，实际也只有几米高。——这颇符合现今国际上流行的修低坝、维持河流生态的思想。
夏天，冰雪消融，疏勒河与党河水位猛涨，正是庄稼需水季节。堰坊对灌区极其重要，因此也成为古代战争中对方的破坏重点。修复水利设施就成为大事。唐开元时张守珪为瓜州都督，开元中“有诏以瓜州为都督府，即诏守珪为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艺，常潴雪水溉田。是时渠堨为虏毁，林木无所出，守珪密祷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数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复堰坊，耕者如旧。州人神之，刻石记事。”（《新唐书·张守珪传》）
“州人神之”的张都督，看来不是我们现今常常在电视镜头中出现，大声吆喝指挥救灾抢险，或者走访灾民询问生活情况如何的书记市长。他还是位很有专业知识，能亲自规划设计工程项目的高级水利工程师。
被百姓称“神”的敦煌专家不仅有张都督。早在二千年前，敦煌先进的治水技术就传到了西域诸国。如西汉时敦煌人长史索励——我不知道他是否就是著名书法家索靖的祖先，今天一幅索靖的字就值数千万元——带兵一千多从在伊循城（今新疆若羌县境内）屯田，曾调集鄯善、焉耆等处军民四千人，横断卡墙河，掘渠分水，改进灌溉条件，使许多贫瘠的土地变成沃田，庄稼连年丰收。所以北魏郦道元在给予很高的评价：“敦煌索励，字彦义，有方略……屯田楼兰……横断注滨河……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水经注》卷二《河水注》）
我想，一位官员的政绩工程，能给当地百姓带来惊喜和福祉，能显示国力，能使外邦叹服，能够写进历史，一定代表了先进的文化，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