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会说话的人》第34章

“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
邹韬奋先生的这一句话演讲，被当时的人们誉为最具特色的演讲。透过这句“一句话演讲”，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其里边蕴含着的极为丰富的内容：既谴责了当时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文化战线上“不战而屈”的投降派，又赞颂了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勇敢战斗，决不屈服的可贵品格。“不战而屈”和“战而不屈”，相同四字的不同组合，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硬骨头精神的试金石。这是一句话，但又不仅仅是一句话，它激发了人们奋起抗争的勇气，鼓舞了人们要以鲁迅先生为榜样，挺身而出，战斗不止。
由上可见，有时候，语言贵精不贵多。一句话演讲，抛开转弯抹角与旁生枝节，抓住要表达的东西的精髓，巧作对比，达到了一语中的、一招致胜的效果。
第五部分　“小平特色”：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谈话是一门艺术，尤其是领导干部找人谈话，既能看出谈话者的水平，又能感觉得到谈话者的风格与个性。中国伟人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其语言特点是一针见血，往往几句话就能切中要点，能够高效地解决问题。他曾经和数不清的人谈过话，不少听过邓小平谈话的人虽然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他的谈话很有“小平特色”——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忌大话、空话。〃
且看邓小平同志与刘志坚同志的三次谈话，领略一下邓小平同志谈话的魅力。
第一次：引而不发。
作为原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被派往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去慰问，并被留在了那里，后来还被安排当上了四方面军的宣传部长。在那里，刘志坚度过了一段很不愉快的日子。他数次提出要回原部队都没获得批准。当红军过草地到达陕北后，他正式向组织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在黄土高原上一间很普通的窑洞里，身穿灰色军服的红四方面军宣传部长刘志坚，找到了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
邓小平和他握手后就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邓副主任，我想找你谈话。”
“谈吧。”
“邓副主任，我想回原来的部队去，那里的同志我都熟悉，工作起来顺手。”
邓小平看看刘志坚，说：“你就不要回去了，我们还要派人到四方面军的部队去。”
由于种种原因，中央红军和张国焘主持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之间有一些隔阂，现在会师到了陕北，要解决这些隔阂和矛盾，互相调动干部是重要的方法之一。
小平同志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就留在那里，这道理不用我多讲。”
道理刘志坚的确明白。刘志坚还想说些什么，但看看邓副主任的目光，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这时，邓小平说：“没有别的事了吧，那就这样吧。”
刘志坚琢磨琢磨着小平同志的话，思想上也就想通了。于是，他还是回到了原四方面军，肩负起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第二次：直来直去。
淮海战役后，中原野战军在河南商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把中原野战军更名为第二野战军，同时成立了各个兵团。
会议闭幕的前一天，时任桐柏军区政治委员、桐柏区党委书记兼十纵政治委员的刘志坚接到通知：午后邓政委要找他谈话，内容面谈。
刘志坚准时赶到了邓小平的办公室，坐下后，小平同志便开门见山地说：“你不要回桐柏军区了，到四兵团去，和陈赓搭伙计，他做司令员兼政委，你做副政委兼主任。”邓小平语气顿了顿，“你做政治工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说到这里，他目光直视着刘志坚。
刘志坚刚说了两句怕自己不能胜任的话，邓小平就截住话头，说：“不要说了，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吧。”
刘志坚只能举手敬礼，告辞了。整个谈话不超过5分钟。
第三次：要领突出。
1975年，刘志坚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的政治委员。很快，邓小平把他叫去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的特点是干脆利索、一言中的且指点迷津。
刘志坚赶到邓小平家时，看见张爱萍也在那里。小平先和张爱萍谈，刘志坚就坐在旁边。内容不是很多，但重点十分突出。军委决定让张爱萍当好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要让他们安心搞科研，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和张爱萍谈完，小平同志便把目光转向了刘志坚：“你去昆明，第一条，首先要把军队的工作搞好。”见刘志坚点头，他又接着说：“第二条，军队不能搞资产阶级派性。”刘志坚知道他是有的放矢，当时昆明军区内部的派性相当严重，对军队的破坏很厉害。“第三条，军队要同地方的派性彻底脱钩。”
刘志坚深知这三条的重要性，便坚毅地点点头。
“还有什么问题吗？”见他们没有说什么，邓小平又说：“那就这样吧。”
正是由于小平同志谈话往往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要领清晰，因此，事隔几十年后，刘志坚同志还记忆深刻。但愿我们在与别人谈话时，也能像伟人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语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切中要害。
第五部分　邓小平智对法拉奇（1）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
邓小平是一位睿智机敏、虚怀若谷、言简意赅的领导人，而法拉奇则是一位以提问刁钻刻薄而著名的“极不好惹”的女记者。采访结束后，两人的交锋令整个世界为之一震。两次采访共计四个小时，内容重点是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两人斗智斗勇，以高超的语言艺术，短兵相接，妙语连珠，而又谈笑风生。
8月21日两人见面时，可能是要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一落座法拉奇就对邓小平说：“明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七十六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接过话头说：“如果我父亲七十六岁，我这么跟他说的话，他一定会打我！”邓小平微笑着说：“那当然，你不能这样跟你父亲说。”在如此轻松的气氛中，采访开始了。
以问题尖锐著称的法拉奇单刀直入地开始了第一个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要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毛主席的功过要‘七三开’，功是主要的，应该排在第一，错误是次要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否认毛主席就是否认了我们党。我们将永远纪念他。”
法拉奇紧追不放地问：“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传闻说在中国人谈‘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指头！”
邓小平立刻明白法拉奇是想问毛主席与“四人帮”的关系。他一针见血地说：“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其巨大，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至少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虽然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犯了‘左’的错误。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到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邓小平说到这一点时非常明确。
法拉奇又问：“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
邓小平说：“第一，毛主席是有功的，第二位才是过。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但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他指着法拉奇的笔记本说：“请你记下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问道：“为什么天安门广场节日时，还要挂着斯大林的像，这个我很不理解，斯大林犯下了种种罪行，赫鲁晓夫给予改正，为什么不尊敬他却要继续恭敬斯大林呢？”
邓小平反问法拉奇：“赫鲁晓夫做过什么好事？”法拉奇说：“他谴责了斯大林。”邓小平说：“所以你就认为这是他做的好事？”他接着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援助过中国，虽然并非无偿。
法拉奇紧接着问：“那么您觉得赫鲁晓夫不如斯大林好？”邓小平抓住她问题的实质，再次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