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城》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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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只是在对公共食堂和某些细节的描述中，才能发现稍稍相似之处。如果一定要假设《乌托邦》对康帕内拉发生过影响，那也只是最普通的影响，而不是唯一的影响，只不过是启发他在公有制基础上去解决社会问题而已。
康帕内拉与杜尼之间的论点倒是有较多的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首先表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管理国家方面（杜尼也主张委托担任司祭的知识分子来管理，不过，他是直截了当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更接近于教会组织的解决办法）和婚姻制度方面。但是，产生这些共同之处的原因，应该是两种乌托邦的共同的社会前提，共同掌握柏拉图的文献资料。
纵然康帕内拉读过杜尼的著作，这位有点轻佻的佛罗伦萨的作家也未必能深刻地影响康帕内拉这位革命哲学家的思想。
研究文学上的联系和文学传统，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文学上的联系并不是历史现象的独立的和直接的联系。
每个社会集团和反映该集团观点的每个作者都从文学传统中接受符合这些观点的东西，而且必须根据该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某些社会利益的对比关系来阐释自己的创作源泉。从这一观点来看，康帕内拉对柏拉图或克里门特理解得是否正确，就成为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正是要从这方面，而不从另一方面去理解他们。因此，我们必须直接考察一下《太阳城》这部著作的社会根源问题。
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是意大利经济极端衰落的时期。在这些艰苦年代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内，意大利曾经是欧洲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由于十四至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经济的繁荣、贸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因而在那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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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大批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的无产者。但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却带有片面性。这时在意大利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民族市场，意大利的工业中心是依靠对外贸易才得到发展和繁荣的。原有的这些贸易关系的中断，以及一方面由于伟大的地理发现，另一方面由于土耳其统治东地中海沿岸而引起的贸易路线的改变，使意大利的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并在那里引起严重的经济衰落。
当然，经济的衰落就沉重地打击了完全或几乎完全失去进行独立生产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而不得不依靠公开地或暗暗地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那些社会阶层。以前还能在手工工场或采购商那里拿到工资的平民的生活情况，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已变得非常艰难。农村贫民，特别是还一直保存着最繁重的封建剥削形式的意大利南部的农村贫民，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这时，在任何一个国家内出现的行乞和强盗行为，都没有象意大利那样普遍。康帕内拉在把太阳城的制度和意大利的制度作对比时说：“那波利城（即那不勒斯城）有七万居民，其中差不多只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从事劳动、而且他们因逐日从事力所不及和不间断的劳动而精疲力竭或濒于死亡。”
在意大利出现对现存社会制度表示抗议的现象，这是不应当使我们惊奇的，因为这种制度是与人民为敌的，是建立在另一些社会原则的基础上的，是维护压迫者的利益的。
但是，备受压迫的群众，自己并不能在其发展的这一阶段上明确认识到产生社会灾难的主要原因和消除这些灾难的方法。最初试图批评现存社会制度并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是脑力劳动者。当然，某些知识分子站到被压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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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方面而发挥的这种才能，本来既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也不是这个社会阶层的特殊的超阶级本性所产生的结果。这种才能是由日趋贫困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脑力劳动供求量在一定程度上不相适合的情况，而在康帕内拉所处的时代，情况更是这样。经济繁荣的时期曾使知识分子干部迅速增长，而在经济衰落的时期就会对他们的需求量大大降低。在意大利也当然会形成一大批这样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官做，因而自然就具有严重的对抗情绪。这一批人按其生活条件来说已接近人民群众，而且他们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康帕内拉（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意大利知识界的最卓越代表之一）用自己的著作《太阳城》来捍卫城乡贫民的利益，——这决不是偶然的。
康帕内拉把未来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说成是社会起源的特点。早期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高举为不幸的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旗帜时，必然会在社会思想的叙述中夹入另一些社会阶级的某些观点和愿望，因为他们由于自己的出身或其它的利害关系而与这些社会阶级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所代表的群众的社会积极性和自觉性越低落，他们在自己的乌托邦中所表现的脑力劳动者特有的集团观点就越明显。
这种集团利益的影响，是在十九世纪开始以前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的。只是在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在最明显地暴露了阶级矛盾的时代，并从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公正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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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起，才完全根除了这种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固有的这些特点，在康帕内拉的著作中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我们只谈其中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已经提过的最明显的一点。康帕内拉在他理想的国家中实际上是要保存由教阶制度控制的整个政权机关的，而这种教阶制度决不是重新改组的教会系统的制度。这种教会政治制度的思想，当然不能反映群众的公正利益，只能反映康帕内拉所属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幻想。这些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同当时的教阶制度对立的集团，终究不能完全摆脱旧的封建教会传统的影响；它们政治上的幻想是以常见的刻板公式为出发点的，不过是按改头换面的方式加以恢复而已。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教会的教阶制度的刻板公式竟会如此富有生命力，它竟能轻易地（在其它一些方面）套用到根本不同的社会内容上。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实质上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培根的乌托邦的“改变应改变的事物”中看到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那样晚期的社会主义体系中，例如圣西门主义者的体系中看到它。
理解《太阳城》的社会根源，是我们理解它出版以后的历史和它的长期影响的关键。而且，理解了这一点后，也就能清楚理解康帕内拉的古希腊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文学导师对他发生影响的程度。康帕内拉并不是简单地接受文学传统给他的东西，而且他还根据当时的要求和他代表其利益的那些社会集团的要求，来改造这种文学传统的资料。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能在抛弃柏拉图学说中的贵族性的特点和“教会之父”的虚与委蛇的应付行为以后，提出了空想的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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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体系。当然，康帕内拉的共产主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
、“颇为粗陋的”
共产主义①。
但康帕内拉的这种粗糙的体系，无疑地还是成了以后各个时代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原型。
康帕内拉对他的一些先驱者的依赖性是相当大的，而且是显著的；他们对他的影响要比对莫尔的影响大，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的乌托邦中包含的独出心裁的地方，要比莫尔的乌托邦所包含的少得多。但他决不是一位普通的编纂者和通俗作家；在社会思想史中，他无疑是一位新的历史观的创始人，即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
①《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７页。恩格斯对十九世纪前半叶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这个评语，无疑地更可以适用于十六至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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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康帕内拉传略
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