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奇想的一年》第5章

情地拨号和说话的新方式，我又拿起了它。我不能打给金塔娜（她还在我们几个小时前离开的地方，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昏迷着），但我可以打给她新婚五个月的丈夫杰里；我可以打给我的弟弟吉姆，他应该在卵石海滩的家中。杰里说他要过来。我说不用来了，我不会有事的。吉姆说他要赶飞机来。我说不用赶飞机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说。我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时电话响了。是约翰和我的经纪人林茵·尼斯比特打来的。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就把她当朋友了。当时我不清楚她怎么会知道，但她确实知道（原来是尼克和林茵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们都是刚刚跟那人通过电话），她在一辆向我们的公寓赶来的出租车上打来电话。一方面我觉得松了一口气（林茵懂得怎样处理事情，她会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迷惑：此时此刻，我如何能跟人做伴？我们将会干什么呢？我们会坐在有注射器、心电图仪的电极和地板上仍有血迹的客厅中吗？我应该重新点燃尚未燃尽的火堆吗？我们会喝酒吗？她吃过饭了吗？
我吃过饭了吗？
我问自己是否吃过饭的刹那间，我第一次预感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在那天晚上得知，如果我想到食物，我便会呕吐。
林茵来了。
我们坐在客厅中没有针管、电极和注射器的一角。
我记得在和林茵说话的时候（说什么我不能透露），我一直在想血迹肯定是摔倒弄出来的：他的脸摔在地上，我在急诊室看到他有个牙齿缺了一角，他嘴巴里面可能被那个牙齿刺破了。
林茵拿起电话，说她要打给克里斯托弗。
我又迷惑起来：叫克里斯托弗的人中，和我最熟悉的是克里斯托弗·迪奇，但他不是在巴黎就是在迪拜；再说林茵刚才说的很可能是克里斯，不是克里斯托弗。我发现自己不断想到尸体解剖。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尸体解剖可能正在进行。然后我意识到正在跟林茵说话的那个克里斯托弗是克里斯托弗·勒曼…豪普特，他是《纽约时报》的首席讣告作者。我记得自己感到很震惊。我想说〃先别打〃，但嘴巴发干。我能忍受〃尸体解剖〃，却从没想过〃讣告〃这回事。〃尸体解剖〃是我、约翰和医院之间的事情，〃讣告〃就不一样了，它意味着死亡已然发生。我发现自己理所当然地在想，如果在洛杉矶，事情是否有不同的结局。我在算他死的时候是几点，当时洛杉矶又是几点。（时光可以倒流吗？如果我们处在太平洋时间区域，结局还会一样吗？）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不能让《洛杉矶时报》的人通过《纽约时报》的讣告得知这回事。我打电话给我们在《洛杉矶时报》最好的朋友蒂姆·鲁滕。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林茵和我都干了些什么。我记得她说要留下来过夜，但我说算了，我一个人会好好的。
我确实好好的。
直到隔日早晨。当时我迷迷糊糊间醒来，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一个人睡在床上。我的心情很沉重。过去我跟约翰吵架之后醒来的每个早晨也都有这种沉重的心情。我们吵架了吗？吵什么呢？怎么吵起来的呢？如果我忘记它是怎么开始的，我们怎么能够重归于好呢？
然后我想起来了。
接连好几个星期，我每天都是这样醒来。
我醒来，感觉到一片漆黑，没有天光。
在他弟弟自杀之后那几个月间，约翰从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l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英国诗人。几首不同的诗歌中抽取了句子，将它们集成一首即兴的悼亡诗，上面的诗句是其中之一。
回忆啊，回忆层峦叠嶂，壁立千仞
令人胆颤，悬崖峭壁，莫测其深。
但愿，从未身历其险的人，藐视它们。
我醒来，感觉到一片漆黑，没有天光。
我想要去一个
没有暴风骤雨的地方。
如今在我看来，第一天夜里我坚持要独自度过，其实是一种原始的本能，这件事远比它表明的样子复杂。我当然知道约翰已经死了。我当然已经把这个确凿无疑的消息告诉他的弟弟，告诉我的弟弟，告诉金塔娜的丈夫。《纽约时报》知道。《洛杉矶时报》知道。然而我自己却无法接受这个消息是既成的事实：某种程度上，我曾经相信发生的事情仍然是可以逆转的。所以，我需要独自一人。
第一晚之后，我将有几个星期不会独自一人（吉姆和他的妻子第二天将会从加利福尼亚飞过来，尼克会回到城里，托尼和他的妻子罗丝玛丽将会从康涅狄格州南下，荷塞将不会去拉斯维加斯，我们的助手莎伦将会从滑雪的地方回来，这个家将不会没有客人），但第一个晚上，我需要独自度过。
我需要独自度过，以便他能回来。
我这充满奇想的一年就这么开始了。
3
实际上，悲哀使人精神失常的效应已经得到详尽的注解。在1917年的《哀悼与抑郁症》一文中，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悲哀的举动〃从离开墓地到对待生活的正常态度都有所体现〃。然而，他指出，在精神错乱中，悲哀最为特殊：〃我们从来不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病症，也没考虑过对它进行药物治疗。〃反而，我们依靠〃一定时间的流逝来克服它〃。我们认为〃对它进行任何干预都是徒劳无功、甚至是有害无益的〃。梅兰妮·克莱因1940年发表了文章《哀悼及其与狂躁抑郁症的关系》，也做出了相同的论断：〃哀悼者实际上是生病了，但因为这种精神状态对我们来说很常见，很自然，我们不会把哀悼称之为疾病……更准确地说，我的推论是：在哀悼中，主体经历了一种变形和短暂的狂躁抑郁症，并将其克服。〃
请注意他们都在强调〃克服〃它。
我需要独处以便他能回来的那晚之后过了几个月，已经是仲夏时分，我才意识到从冬天到春天有很多我无法理性地进行思考的场合。我像小孩子那样思考，仿佛我的想法或者愿望有逆转这件事、改变这个结果的能力。就我的例子而言，这种紊乱的思维一直藏而不露，我想别人并没有注意到，甚至连我自己都没察觉；然而回头看来，它终究一直都在，一直都那么明显。回头看来，过去有一些我本该注意到的蛛丝马迹。例如，关于讣告的事情。我不能看它们。这种情况一直从第一篇讣告刊出的12月31日持续到2月29日。那天晚上2004年的学院奖颁布，我在电影学院的《纪念》短片的快闪镜头中看到约翰的照片。当我看到那张照片，我第一次明白那些讣告何以如此让我烦恼。
我竟然容许其他人认为他已经死了。
我竟然容许活着的他被埋葬。
还有别的蛛丝马迹：有一次（二月末三月初，金塔娜出院之后，但在为了等她康复而推迟的葬礼之前），我发现自己觉得应该送走约翰的衣物。很多人都说必须把衣物送走，他们通常很善意，但（结果证明）这种想帮助我的做法是错误的。我拒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自己在父亲去世之后，帮助我母亲将他的衣物分成几叠，一叠是要捐掉的，一叠送到我嫂子格罗丽亚当志愿者的廉价慈善商店去。我母亲死后，格罗丽亚、金塔娜、我以及格罗丽亚和吉姆的几个女儿也以这样的方式处理了她的衣服。这是人们在有人去世之后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是仪式的一部分，是某种责任。
我开始了。我清理了一个架子。约翰用它来存放针织衫、恤衫和我们清早在中央公园散步时他所穿的衣服。我们每天早上散步。因为喜欢走不同的路线，我们并不总是一起走，但我们知道对方走的路线，会在离开公园之前会合。架子上的衣服就像是我自己的，我很熟悉。我不再想着这个。我放起了一些衣服（一件他穿的时候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针织衫，一件金塔娜从亚利桑纳州带给他的峡谷农庄度假村恤衫），但我把架子上多数衣服装进袋子，将那些袋子送到马路对面的圣詹姆士长老会教堂。我壮了胆子，打开一个橱柜，塞满了更多的袋子：新百伦牌运动鞋，户外运动鞋，布鲁克斯兄弟牌短裤，一袋又一袋的袜子。我将这些袋子送到圣詹姆斯教堂。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带上了更多的袋子，来到约翰的工作室。他的衣服放在工作室。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掉他的西装、衬衣和外套，但我想我能处理剩下的鞋子，当作一个开始。
我在那个房间的门口站住了。
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