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78章

知识，而表明这个批评是不合格的；只泉在赫肯黎写了这些文字之后，他才发现那位批
评者是他在牛津的宿敌——一毕晓普·威尔伯福斯（达尔文，1887，2：183）。
另一方面，达尔文的敬慕者则把他与牛顿和哥白尼相比——他们是过去的公认的伟
大革命的发起者。德国生理学家埃米尔·杜布瓦盾蒙说，达尔文极为幸运地活着看到他
的思想被普遍接受和承认（1912，2，29），这与哈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哈维在他那
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欣然承认血液循环之前就去世了。T．H．赫胥黎对于“查尔斯·达尔
文与伊萨克·牛顿和迈克尔·法拉第齐名”，并且像他们一样“提出了一位真理的探求
者和自然的阐释者的崇高理想”这一点毫不表示怀疑（达尔文，1887，2：179）。他还
说，就像牛顿的名字“与万有引力理论”有着密切联系，达尔文的名字是同“关于栖息
在我们地球上的生物的起源的理论”分不开的。而且，《物种起源》一书是扩展自“牛
顿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发表”以来产生的“自然知识领域”的“最有效的手段”
（p．557）。A。R．华莱士（189，142）坚持认为，《物种起源》“不仅把达尔文的名字
放在与牛顿同一个平面上，而且他的著作将永远被视为19世纪科学成就的伟大（即使不
是极其伟大的）著作之一”。
甚至达尔文本人也在许多谈到接受或反对“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场合，把自己与
牛顿相比（1903，2：305）。他极其谨慎和谦虚地坚持认为，他并不想说，自然选择无
论如何都是与万有引力相当的。而且，他在自己的辩护中确实援引了这样一个事实：
“牛顿不能揭示引力到底是什么”。达尔文（1887，2：290）还补充说，牛顿反对莱布
尼茨并且说：“正是哲学领悟了一个钟表的运动，虽然你并不知道为什么重力往地面倾
斜”。
达尔文革命的后期阶段
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的20年中，英国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有许多著
名的杰出人物，但在法国普遍缺少支持者），大多数生物学家都逐渐改变原来的立场，
转信物种进化学说。达尔文在1878年写道：“现在，在生物学家中间，对于进化论几乎
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1887，3：236）。但是，人们对自然选择、达尔文关于人类
的性选择和共同由来的思想，似乎并无多大兴趣（见迈尔，1982，第501及以下各页；鲁
斯1979，8；尤其是鲍勒1983）。在我们刚引证过的那封信中，达尔文承认，“关于方法，
诸如自然选择发挥了多大作用，外部条件起多大作用，或者是否存在某种神秘的、先天
的完美趋向，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如R．W．布尔克哈特说的（《科学》，N83，2
22：156），“达尔文在其所处时代的最热烈的拥护者——英国的T．H‘赫肯黎和德国的
恩斯特·海克尔——对于进化的作用有着与达尔文不同的而巨彼此也互不相同的）理解”。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进化是否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繁殖过程中的小的变异的渐渐积
累起来的影响而进行的，或者是否大的变异起着决定性作用。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产生
于对遗传性的争论，这个问题在两个方面使选择复杂化了：是什么机制引起自然选择对
其起作用的变异，而且变异又是如何传给后代的？到20世纪，孟德尔的遗传学把注意力
从自然选择和小的变异转向大的变异、突变和不连续变异（参见爱伦，1978；普罗文，
1971；鲁斯，1979）。此后，自然选择和达尔文学说开始衰落，这是朱利安·赫胥黎所
说的“达尔文学说的黑暗”时期（1974，22ff．）。20世纪30年代，当我开始做研究生
的时候，历史的评价是明确的。有一本我们都曾读过的权威著作，即埃里克·诺登舍尔
德的《生物学史》（英文第二版，1935））说，“正如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把自然
选择理论“抬高到与牛顿确立的引力定律同样重要的自然规律的地位”是“极其不合理
的”，“时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p．476）。实际上，诺登舍尔德告诫他的读者，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在很久以前就被放弃了。达尔文所确定的其他事实也都仅仅具
有次要的价值”。那么，我们以什么为根据才能“充分证明”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墓地中达尔文的坟墓紧邻牛顿的坟墓呢？诺登舍尔德的答案是，假若我们不考虑他在科
学中的地位而是“依照他对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即他对语文学、哲学、历史
观和人的一般生命观的影响——来“评判他”，那么，他可以享有这样一种荣誉。
但是，近几十年，自然选择又重新得到认可，并且出现了一种“进化论的综合”
（关于这一点请参看迈尔和普罗文1980年的论述，尤其是迈尔的序言）。换言之，最初
的达尔文革命衰弱了，因此出现了一场反对达尔文的反革命，这场反革命不是反对整个
的进化论，只是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其自然选择的首要概念。恩斯特·迈尔根据“遗
传学家与生物学家之间的概念差别”探讨了达尔文主义者或新达尔文主义者与他们的论
敌之间的这个分歧，并且指出，这两个派别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生物学，我把它们叫
做近因生物学和终因生物学”（迈尔和普罗文1980，9；迈尔，1961）。对于一个局外人
来说。构成近来进化论生物学——这是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共同活动的结果—一特点的
“进化论的综合”，很可能就是第二次达尔文革命或者说是达尔文革命的第二阶段，或
许也可以说是一场变化了的达尔文革命。但是，人们不应当认为这场革命已经结束。入、
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正，它又一次对简单的自然选择提出了挑战，并且根据“不时间
断的平衡”作了说明（见爱尔德雷季和古尔德，1972；古尔德和爱尔德雷季，1977）。
达尔文革命在科学之外的影响
达尔文的思想在科学领域之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它们对于
生物学或自然史的重要性。通过对小说的“进化”一直到社会的进化的研究，“进化”
已扩‘展到人类思想或努力的各个方面，还有谁不熟识这～点呢？伍德罗·威尔逊在对
《美国宪法》的卓越研究中指出，把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运用于这一学科是一个错误。
他说，相反，应当通过进化来理解《宪法》：“政府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
东西。对于达尔文来说，它是可以解释的，而对于牛顿就不是这样”（1917，56）。人
们都清楚地知道，在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殊社会思
想，它试图把社会学与进化论联系在一起，而达尔文在一封著名的信中曾经说这个联结
是“愚蠢而荒谬的”（1887，3：237）。
当然，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就进化论而言，真正使人们产生震动的是这一理论对
《圣经》的字面解释所提出的挑战和怀疑。我并不认为，如果问题只是一个动植物的问
题，甚或地球的年代问题，那么会有人如此强烈地臣对达尔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
要把人本身也包括进进化的范围和进化的过程之中，或者没有必要断言人类是自然选择
的结果，那么，宗教信仰者也就不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当然，过去（现在仍然）有
某些原教旨主义者如此相信基督教圣经的字面解释，以致他们可能奋起进行武装反抗，
甚至对地球的年代要比圣经中所计算的年代长这样一个假设提出质疑。而且我们一定不
能忘记，同一种原教旨主义信仰者，现正在美国的州议会和法院中进行努力，为将“神
造论”与进化论相并列而确立教室中的“平等时间”原则。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是在一个句子中曾经暗示“人类的起源和历史，由此
也将得到许多启示”，以图避开人的问题（1859，倒数第三段）。但是，达尔文的批评
者自那时到现在一直强调进化论对我们自身的明显含义以及显然无法回避的结论：人类
只是持久的进化过程的一个暂时的最终结果。的确，甚至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也
不能使自己相信，自然选择可以解释或说明历史中人类的发展，并且认为有必要祈求某
个造物主的积极参与（见科特勒，1974）。这个问题是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