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83章

的现象“都是由他发现的”。关于赖尔革命的另外一个同时代的证明见于天文学家和哲
学家约翰·赫歇尔1836年2月20日致赖尔的一封信。在该信中，赫歇尔说：“在我看来，
你的《地质学原理》是那些在其学科中引起完全的革命的著作之一”（见巴贝奇，1938，
n．l，p．226）。
既然赖尔的地质学被他的同时代人视为革命性的学说，因此，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考
验是，此后地质学及其姊妹学科古生物学的历史是否表明赖尔的著作发挥了与一场革命
相当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反而集中在赖尔在多大程
度上作了创新这一问题。在科学之中，绝对的创新似乎并不是革命的一个明确规定的特
点。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革命表现出连续性的特点，因此，甚至科学中最激进的思
想，都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不过是对现存的传统思想的改造。（1980年我在《牛顿的革命》
中对这个主题作了充分的发挥。）这是科学的一个如此明显的独有的特征，以致像阿尔
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某些科学家最终认为他们的著作展现的是进化而非革命：对已知
的或为人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彻底改造或调整，而不是发明或创造某种新的东西。唯—一
个反对人们说发生了一场赖尔革命的意见是，地球科学中的所有思想或观点，并不都是
以他提出的思想为条件的，但是，严格说来，这将限制那场革命的范围和作用，但并木
是全然否定它的
生命科学中的进步
在一本题为《19世纪的生物学》（1977）的研究著作中，威廉·科尔曼论述了生命
科学中许多重要的革命。他对病理解剖学家“使传统的局部解剖学和器官解剖学的事业
革命化”的行动与细胞理论后来对病理解剖学的改造作了比较（p．20）。特别是他让我
们注意巴黎医院中的医生们在1800年前后“由于把对尸体的事后生理调查分析与对患者
的痛苦的临床描述”结合起来，而“在医学中引起的一场革命”。在论“人”的一章中，
科尔曼一开始就断言，在拉马克和海克尔之间发生了“一场人对其过去的意识中的一场
革命”（p．92）。就此而言，科尔曼发现涂尔干的结论“确实是革命性的”（P．114）。
在论“功能：动物机器”一章中，他描述了四位德国“还原论者”1847年是如何在柏林
相遇的。这一年，正是“革命爆发的前一年，而且，与此有关，人们计划在生理学的抱
负和方法论中进行一场革命”（p．151）。该书最后说明了19世纪末的情况，并且考察
了“对于生物学问题倾向于公开坚持一种生理学观点的生物学的新成员”。实验生理学
“确立了一种在实验中”理解“生命过程，日常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事件——其总
和就是生命——一的典型方法”。凭实验之名，科尔曼断言，“使生物学的目标和方法
革命化的一场运动已经开始”。
1858年，鲁道夫·卡尔·菲尔绍发表了他的巨著《细胞病理学》；今天的许多人认
为，这部著作预示着生物学中一场革命的到来。尽管人们对此并未普遍表示赞同，但是，
几乎无可怀疑的是，菲尔绍的理论引起了医学的生物学基础中的一场革命——菲尔绍本
人曾表明这一点。菲尔绍对于我们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把其作为一个激进的改革者
的积极的政治生涯与他在医学病理学中的科学生涯结合在一起。1848年初，他奉政府派
遣到西里西亚调查当时该地一次斑疹伤寒的爆发，（正如他本人告诉我们的）他对波兰
少数民族朝不保夕的生活条件感到极大震惊。这一次经历使他由一个持有自由主义社会
和政治信念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倡导进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激进主义者。所以，并
不奇怪，他参加了柏林的起义；这些起义是整个1848年革命的一部分，并且进行了巷战。
之后，他成为柏林民主大会的成员并且编辑发行《医学改革》周刊。
由于其革命的政治活动，他被取消了在柏林的学术地位，因此，他被迫移居维尔茨
堡。1849年被任命为德国病理解剖学这一新学科的首任教授。在这里，他获得了作为科
学家的重要地位，发展了我们所说的“细胞病理学”的概念。1856年他回到柏林，担任
新成立的“病理学研究所”的教授和所长。由于其教学以及关于在正常的健康条件下和
异常的疾病条件下，细胞都是基本的单位，而疾病乃是活细胞的紊乱和失调造成的学说，
他享有很高声誉。他在后来的生涯中，发展了他的生物医学概念，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关心公共卫生事业，并且创立了一种关于疾病的社会学理论。他甚至成为人类学这门新
的科学的奠基者。
1861年，他被选为代表德国进步党的普鲁士议会的议员。他是德国进步党的创始人
之一。他坚决反对啤斯麦。俾斯麦为此曾愤怒地向他提出决斗，但是菲尔绍没有接受这
一决斗。因此，他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伟大的科学家：他既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改革
家，而且，他所进行的专业改革，不仅改变了医学职业的规则，而且改善了公共卫生和
医疗保健的状况。其他一些科学家也曾是政治活动家，但是没有什么人达到像菲尔绍所
达到的作为议会中俾斯麦的反对派的领袖这样重要的或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弗莱明1964，
X）。
在他创办的《医学改革》周刊第一期中（1848年7月10日），菲尔绍把政治革命的思
想与医学改革相结合。他（在第1页中）写道，“国家状态中的革命「Umwalzung」”以
及“新的制度的建立”，是影响到整个欧洲所有有头脑的男男女女的“政治风暴”的一
部分，因此标志着“整个生活观念的彻底转变”。他坚持认为，医学不可能不受到这些
风暴的影响，“不能再回避和拖延一场激进的改革了”。欧文·阿克尔克奈克特（1953，
44）认为，对于菲尔绍来说，“自由和科学是天然的盟友”，而且，“1848年革命既是
一个政治事件，显然也是一个科学的事件”。在其周刊中，菲尔绍写道：“三月的时代
终于到来。批判反对权威、自然科学反对教条、永恒的权利反对人们任意独断的常规的
伟大斗争——这一斗争已经两次动摇过欧洲社会——第三次爆发了，而且胜利是属于我
们的”。阿克尔克奈克特把政治与医学的这个统一看作是菲尔绍思想的一个特色（p．4
5）：
细胞病理学理论对于菲尔绍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似乎在客观上揭示了人
体中的他所努力探求而且认为在社会中是“自然的”一种情况……因此，对于菲尔绍来
说，细胞病理学远不止是一种生物学理论。就此而言，他的政治和生物学观点是互相补
充和加强的。细胞病理学揭示了人体是一个由彼此平等的个体组成的自由国家，是一个
由细胞组成的联邦，是一个民主的细胞国家。事实证明，人体是一个由彼此平等的因素
组成的社会单位，而在体液的或凝固的（神经）病理学中，则设想了一种生物组织的非
民主的寡头政治。正像在政治领域中为争取“第三等级”的权利而战斗一样，因此菲尔
绍也在细胞病理学中为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其价值和功能的细胞的“第三等级”（结缔组
织）而战。
因此，当我们发现菲尔绍谈到如下事情时并不感到惊奇：“医学的最后的任务或使
命就是在一个生理学的基础上组织社会”（引自同上书，46）。菲尔绍认为，社会科学
是医学的一个分支。由此他明确指出，“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且政治学不过是大规
模的或更高级的医学”，“医生是贫苦者的天生的代言人，而且，社会问题应当主要由
他们来解决”。
阿克尔克奈克特认为（1953，47），在其关于医学实践的著作中，菲尔绍“更喜欢
‘改革者’而非‘革命者’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对把破坏和建设，把对他所拥
护的过去的成就的批判和尊重结合和统一起来这一特点的更好的描述”。但是，就像在
1848年那样，他确实参加了革命的政治活动。
在《细胞病理学》这部巨著（1858；英译本，1860）的序言中，菲尔绍谈到，医学
科学家有责任使他的“职业同行”广泛了解迅速积累和不断增长着的新知识。然后，他
断言：“我们要进行改革，而不是革命”。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