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第58章

②参见《托尔斯泰全集》，二十卷本，莫斯科，１９６５，第２０卷，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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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心不仅促进人们去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还给人带来一定的精神上的满足。但这类老人（多半是男人）惯于夸大自己真实的和虚构的疾病，他们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充满高度忧虑。
尽管存在种种社会心理的差异，这四种类型退休老人的心理状态却是良好的。然而也有反面的发展变体。第一种是攻击型牢骚满腹者，他们不满周围世界的现状，批判一切，唯独不批评自己，教训所有的人，无尽无休地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用以要挟周围的人。第二种是对自己和自己的一生感到悲观失望的、孤独凄苦的失意者。
与攻击型牢骚满腹者相反，他们并不责怪别人，只责怪自己，他们一味回忆所失掉的真实的或臆想的良机，所犯过的真实的或臆想的错误，从而感到很不幸。
这些类型差异虽然可能因年老而有所增强和加剧，但这种差异与其说是年龄方面的，不如说主要是个人方面的。如果研究一下一个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老人的传记，就会看到他无论是在成年之后还是在青年时代都一向如此。一个攻击型的牢骚满腹者在劳动集体中就曾经是个叫人无法忍受的人，而一个失意者在年轻时其不良心绪就多于良好心绪。
但这些差异并不是必然的。积极的老年对个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对社会也是一支宝贵的后备力量。
１９８３年８月，苏共中央举行了一次与党内老战士的会见，席间详细地谈论了这个问题。党强调指出，老战士拥有不可多得的建设新生活的经验，人们必须关心和尊重他们，并且努力为他们当中每个人找到一种力所能及的参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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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开办各种技艺学校，作政治时事报告，从事应征入伍青年和少年工作以及本地居民工作，开办业余大学和科技创造小组，参加人民监督工作等等。这一号召在人民当中得到了广泛响应。
但年龄毕竟不饶人。老年也带来了生活习惯的改变，带来了各种疾病和难以忍受的精神苦闷。
“即使最完善的社会也无法使人完全摆脱这些情况。”
①
每个人都要遇到一个痛苦的问题——死的问题。
中年人，由于年富力强，正在从事积极的活动，很少想到这个问题。
老年人却不同。人越是年老多病，就越感到自己的死是很现实的问题。
死亡和病危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现有的研究著述多以探讨问题的数量方面为主：主体的忧虑程度和主体因此而感到的恐惧强度。但死亡的个人意义是多维的，时而突出个体内部要素（死对“自我性”的影响）
，时而突出人际要素（死对亲人的影响）
，时而又突出超个体要素即哲学要素（是否可以从根本上克服死或至少克服死的恐惧）。
弗罗洛夫说得很有道理：“任何一种哲学体系，如果它不能诚实客观地回答与死有关的问题，它就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体系。”
②
近年来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面——“死亡学”
（ｔｈａｎａｔｏｌｏｇｙ，源自希腊文“ｔｈａｎａｔｏｓ”即“死亡”一词）
，它把日常的死亡和垂危观念大大具体化了。
①《永不离队》（苏共中央与党内老战士会见记）
，莫斯科，１９８３，第１４页。
②弗罗洛夫，Ｎ。
Ｔ。
：《人的展望》，莫斯科，１９８３，第３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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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之不可避免和死之将至的念头会大大改变自我意识。
但它是使自我意识变得更清晰了，还是受到歪曲了呢？面对着死亡，一切自私的盘算和无谓的纠纷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劳心费神的，因而对周围世界、对自己本人的评价也仿佛扩大了范围。托尔斯泰笔下的伊万。伊里奇①直到临危时“才忽然想到：也许我从懂事时起整个一生果真都‘虚度’了。
他想到，他先前认为不可能的事，即他虚度了一生这件事，很可能是实实在在的事……他的供职、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还有这种种的社会利益和公务利益，所有这一切都错了。
他试图向自己辩解。可他一下子又觉得他为之辩解的一切根本站不住脚。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辩解了。“
②
但这是醒悟吗？一个脱离了习惯的生活轨道并充满恐惧的人，必然对世界抱有和原先不同的看法。然而威胁一旦过去，他多半又会恢复原状。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反映（只消回忆一下斯塔文斯基的《高峰时刻》）。
弥留之际，即濒临生与死之边缘时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
对身患绝症的病人的调查表明，这种病人对待死的态度是不断演变的。
③人在得知他的病不可救药时，起初总是绝口否认他真会死：“没有的事！
这绝不可能！“尔后由否认转为恼怒、愤慨：”为什么偏偏是我？！“别人都迟早要死的，他们”那是该死，可我……活得好好的万尼亚、伊万。伊里奇，怎么能
①托尔斯泰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中的主人公。
②《托尔斯泰全集》，二十卷本，莫斯科，１９６４，第１２卷，第１１—１１２页。
③科布勒尔—罗斯，Ｅ。
：《论死亡和垂危》，伦敦，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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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绝不该轮到我死。那简直太可怕了。“
①接着便是讨价还价，不惜以某种牺牲和让步为代价（严格遵守治疗要求，寻访新药，立下宗教誓言）试图改变判决。待到这一切都于事无补时，便陷于消沉、冷漠、沉思，在这一切之后病人如果头脑还保持清醒，他才把死视为必然，并驯服地告别人世。
然而这不仅仅取决于病人的精神状态，而且也取决于他的身体状态。人在临终时常常对死感到无所谓，这倒不是因为他终于服输，而是因为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被病痛折磨得精疲力竭，从而对一切事物都漠然视之。用著名外科医生阿莫索夫的话说，感情在死亡到来之前就离开了，从而使人免遭最后的精神痛苦②。
弥留临床心理学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有助于医生减轻病人及具亲属的痛苦。但是病老而死并不是人的唯一死亡形式。同时，个体对待自己死亡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派生于前面所谈到的文化标准取向。
农民中间至今还存在着阿里耶斯所描述过的那种“驯顺的死”的形象。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最后期限》中的那位老妇人认为死亡是命里注定的，必须毫无怨言地接受它。她对自己将如何死去、何时死去早已成竹在胸：“说什么人人都无好死——瘦得象个骷髅，肩上拖着一条大辫子的凶老太婆，没那么回事……这老妇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法，死
①《托尔斯泰全集》，二十卷本，第１２卷，第９３页。
②参见阿莫索夫，Ｈ。
：《一本关于幸福和不幸的书》，载《科学与生活》，１９８３年第７期，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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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照人活着的样子造的，跟人长得一模一样。这就好象一对双胞胎，人活多少岁，死也是多少岁，人和死同一天来到这个世界，又在同一天回去：死等着人，一到时候就把人收回，从此就谁也不会再把谁交给谁了。人只有一次生，也只有一次死，人从前没有学会生，所以常常是胡里胡涂地生，今天不知明天什么样；死对它这一行也没有经验，所以也常常干不好这一行，无意中拿痛苦和恐惧折磨人。但是老妇人心里有数，她一定会有好死的。“
①
对于现代城市居民来说，这种定势并不典型。积极而忙碌的生活同这种斯多葛式恬静的死亡观是不甚相容的。
不过，在城市居民方面，个体差异显然超过了社会文化差异。左琴科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开了一张长长的名单，列举了体验过（有的人是终生，有的人是临终）
怕死的痛苦的名人，如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波将金、果戈里、格林卡、莫泊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