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47章

期弗洛伊德的思想。她说：“如果没有无意识幻想的同时发生和给以支持，现实思维根本就无法运作。”
［２８］幻想同样也是自我藉以构建前生殖器性关系和生殖器性关系的一种机制。这里我们不妨再次听听艾萨克丝的意见，她认为幻想具有改变肉体的力量。
［２９］或许我们可以说，由于生命乃是肉体的生命，幻想作为对生命的否定就必须否定特定的肉体器官，从而如果没有对肉体的否定性改变，也就不可能有所谓幻想。
正像我们在前面某一章中看见的那样，前生殖器关系和生殖器关系都是由与母亲结合这一退行性幻想建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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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代分离的一幕是从什么地方发生，这些幻想便附着于该特定的器官。例如，所有的“对象里比多转变为自恋里比多”以及所有的升华活动（或许是所有升华活动中最令人满意的那些）
，其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便是童年时代的吸大拇指。
在吸大拇指这一行为中，靠着与母亲结合的幻想的帮助，儿童使自己同时成为自己和自己母亲的乳房。
因此整个来说，幻想的世界乃是一个不透明的盾牌，自我凭借这一盾牌来保护自己和避开现实，与此同时又透过它来观察现实。正是通过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中，我们才得以过一种非性欲化的生活。
在升华活动中被投射出去的正是这些童年时代的幻想，升华活动中的爱欲成分并非本我之现实。升华不是童年性欲的继续而是童年梦想的继续；同样我们也可以说，那被升华了的童年性欲并不是作为多形态性反常的童年性欲，而是经由幻想而被组织到性关系中去的性欲。阿那托尔。法朗士说：“只要人还在女人的乳房上吃奶，他就必定成为神殿里的奉献并被引进到某种神圣的神秘之中，他就必定有他的梦。”
［３０］因此，文化作为升华活动的产物，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模仿之模仿；用品达的话说就是梦的阴影。
幻想是理解神经症的一条线索，又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关键。弗洛伊德本人在人心中最后的病理发生因素究竟是幻想还是实际体验这一问题上显得模棱两可。
迟至１９１８年他才说：“这是整个精神分析领域中最棘手的问题。”
［３１］但在弗洛伊德的早期生涯中，这一转折点却出现在他发现神经症的隐秘原因并不是实际发生的事件（例如童年时代的诱惑）
而是种种幻想的时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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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不让自己被错误地引向用现实的标准去衡量心灵的受压抑的创造物；这可能导致以它们并没有实际发生为理由而过低估计幻想在症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导致因没有任何实际犯罪的证据而过低估计幻想在形成一种神经症罪感中的重要作用。人必须使用他正在探索的国度里流行的货币——在我们的例子里它就是神经症货币。
神经症货币就是愿望和想法，它们在巫术和神经症中被思想万能这一自恋原则变成了现实。因此弗洛伊德可以说：“一个人究竟是杀死了他的父亲还是得以免于这一事件，这一点并不真正就是决定性的；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都不能不产生罪感。”并说：“阉割是否真地施行，这一点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儿童坚信这一点。”
［３］因此，在更为普泛的意义上，神经症症状并不是来自童年性生活中的事实，而是来自儿童心目中与性欲有关的那些奇幻的想法。这些奇幻的想法表达了想要成为自己父亲的自恋愿望。事实上正是童年性欲幻想的绽开（ｅ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才使后来灾难性的压抑成为必需。童年性欲的命运已被注定，因为“它的种种愿望与现实不相容”
，因为它“没有现实的目标”。
［３４］
那些自称的唯物主义者们争论说，弗洛伊德从以实际事件的记忆解释神经症病因转向以幻想解释神经症病因，是决定性地“放弃了人生经历”和“不知羞耻地转向了唯心主义”。
［３５］但无论是“人生经历的放弃”还是“不知羞耻的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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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都不是弗洛伊德的过错而是人性的过错。
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实践中的唯心主义者，都与我们的肉体相疏远并且像童年性欲一样，我们的追求都没有“现实的目标”
，这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理论中都是克服心身二元论的先决条件。
原初的幻想的真正性质显示在这一事实中——它们不可能被回忆起来而只能再次发生（ｒｅ－ｅｎａｃｔｅｄ）。
它们的存在仅仅表现为以一种神经症的方式去展开目前的行动，并且仅仅是在自我继续维持着儿童对生与死的逃避和以幻想取代生存与赴死这一现实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说，它们既不存在于过去也不存在于记忆，而仅仅是作为幻觉存在于当前；除了作为对当前的否定，它们便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弗洛伊德在其后期著作中反复说：“癔病的症状来自幻想而非来自真实的事件。”
［３６］然而他对神经症病因学中“种系发生因素”（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或“远古遗产”（ａｒｃｈａｉｃ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即那些不能在个人经验中加以追溯的因素——所作的解释却引出了种种新困难。
他说：“我们在神经症前病史（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中所能找到的不过是：儿童总是在他自己的经验使他遭到挫败的地方死死抓住这种种系发生的经验。他用史前时代的真实来填补他个人真实中的空白。”
［３７］从这段引文中很容易看出，“种系发生因素”
其实就是幻想这一因素；而“种系发生经验”这一术语却的确意味着，弗洛伊德正是在幻想中从人类历史中的真实事件获取他从个人历史中的真实事件所不能获得的因素。这样，弗洛伊德“远古遗产”这一概念便再次使幻想成为真实的记忆；而只是在这时候，幻想才是“先前世代的经验中的记忆痕迹”。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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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路使弗洛伊德所说的原父和原罪成为真实的历史事件——正是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在人心中构成了终极的病理发生条件。然而在前面某一章中我们已经说过，精神分析如果不得不乞灵于以历史来解释神经症而不是将历史解释为神经症，那么它就必然会崩溃；我们也说过原罪只是一个神话、一个幻想。有一点仍然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正承受着成为人类时所遭受的创伤，这种创伤最初发生在冰河时代，尔后则重新发生在每个出生在人类家庭中的个体身上。然而这一创伤留给我们的遗产却并不是由已经获得的性格特征的客观遗传禀赋所传递给我们的一种客观的罪感（如同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样［３９］）
，它并不是正从外部和过去把压抑强加给有机体，而是由自我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以使机体能够自己压抑自己的一种有罪幻想。弗洛伊德的原罪神话仍然肯定了幻想的现实性，仍然维持着压抑；但一个坚强得足以去生的自我将不再需要虚构其逃避生存的出路，它不再需要幻想，它也将不再有罪感。
幻想作为幻觉，作为以不存在的东西去辩证地否定存在的东西，赋予现实以一个隐秘的意义层面并把一种符号性质租借给所有的经验。符号的动物（ａｎｉｍａｌ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ｕｍ，卡西尔对人所下的定义）
即升华的动物（ａｎｉｍａｌｓｕｂｌｉｍａｎｓ）
，它致力于以本能的符号满足取代真正的满足，他因此成为非性欲化的动物。同样，符号的动物又是丧失了自己的世界与自己的生活的动物。它在自己的符号系统中保存着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指引它去寻求恢复那失去的现实。这样，正像费伦奇所说，那种想要在敌对的外部世界之所有一切事物中重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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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所爱东西的倾向，便是符号倾向的原始渊源。弗洛伊德把语词分析为返回事物路途上的中间站，揭示了符号满足的替换性质和临时性质。升华对本能的满足，就像地图对旅游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