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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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帮更小的路德教徒们的阵阵叫嚷，说他暗箭伤人，沉溺于“庸俗的天主教辩论术”。
［３］
待到争论的硝烟散尽，“塔中体验”的地点终于确定了，但是耶稣教神父和他的路德教批评者们都一致同意这个地点是毫无意义的。格里萨赞同哈纳克关于“路德第一次窥探到这一思想的地点并无多大重要性”的说法；他也赞同路德教徒斯基尔关于罗马天主教徒和所有基督徒一样相信上帝无处不在的说法。
［４］
然而精神分析，真是遗憾，却不能同意这一楬橥新教神学的宗教体验产生在厕所里是无足轻重的。精神分析关于婴儿期性欲及其升华作用的理论坚持认为，在高级精神活动与身体的低级器官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从弗洛伊德论述“人格和肛门性欲”的文章（１９０８）开始，精神分析就接受了下述业已证明的原理，即表现出整洁、节俭和固执三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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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特定的伦理人格，是借助特别集中于肛门区的里比多的升华作用而构建的，因此它被称为肛门人格。
［５］埃利克。
弗罗姆（ＥｒｉｃｈＦｏｒｍ）对精神分析理论所作的真正贡献之一，就是表明了在弗洛伊德的带有整洁、节俭和固执特点的肛门人格与萨姆巴特（Ｓｏｍｂａｒｔ）和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Bｂｅｒ）描绘的资产者这一社会学类型之间存在着联系。
［６］而且韦伯，当然包括他的后继者特罗尔茨（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
、托尼（Ｔａｗｎｅｙ）
以及其他一些人，则指出在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观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
将精神分析的范畴和社会－历史范畴联系起来，这是符合弗罗姆所属的新弗洛伊德学派的特征的；为了造成这种联系而牺牲了精神分析关于所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身体基础的最重要的真知灼见，这也是符合新弗洛伊德学派的特征的。
在Ｅ。弗罗姆研究新教和资本主义社会心理的著作《逃避自由》（ＥｓｃａｐｅｆｒｏｍＦｒｅ－ｄｏｍ）
中，“权威人格”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Bａ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代替了弗洛伊德的“肛门人格”
，而“权威人格”又被当作在身体方面绝无基础的一种自主的精神态度来加以处理。由于丧失了弗洛伊德的躯体唯物主义，心理学在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手里也和在荣格主义者手里一样，再一次变得像弗洛伊德革命前那样，成了关于自主心灵的心理学。
在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圈子里，这是被当作克服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倾向”的所谓“进步”来标榜的。弗罗姆说，弗洛伊德“搞错了性感区域和人格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首要的东西是一种“态度”
，如果说与婴儿期性感区有某种关联的话，那也仅仅是“对于世界的态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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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语言而作出的表现“。
因此弗罗姆明确否认在肛门人格中存在任何有关肛门性的东西，除非将肛门意象作为残留和外表的东西来加以利用，以“表达植根于人格结构中的与其他事物的一种联系形式”。
这样，新弗洛伊德主义就回到了人格的根源在于人格结构这一至理名言上去了——这也就是说，人格独立于身体而自主。
［７］因此，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对路德的研究丝毫不提及塔中体验或肛门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这件事就只好留给在精神分析学上更为正统（不过也不太内行）的一位作家Ｇ拉特雷。泰勒（ＧＲａｔｒａｙAＴａｙｌｏｒ）来做了。他在近著《历史上的性》（Ｓｅｘ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中说，路德在得到伟大启发的时刻正坐在厕所上一事是很重要的。
［８］不过，正如拉特雷。泰勒所看到的，把肛门人格的概念引入对新教的讨论中是要提出一个难题而不是解决它，因为精神分析关于肛门人格的理论牵涉到精神分析关于升华作用的总体理论的一切含混性和矛盾性。庸俗的精神分析教条主义者们——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不是一个难题——似乎相信，应当把成人的肛门人格理解为对婴儿解便训练过程中出现的精神创伤的一种固置作用——“肛门人格特征就是在围绕这一训练的冲突中形成的。”
芬尼切尔这样说。
［９］
但是，不论这种理论在处理神经失常的个人时作为一种工作前提会有什么长处，它在遇到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肛门人格时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假设在新教和肛门性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正统精神分析的教条提不出别的解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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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只能认为新教产生于解便训练模式的一种改变，大概是变得更为严格吧。或者说，假设我们的资本主义文明表现出了大众规模而不仅仅是个人规模的肛门性神经症特征，正统精神分析的教条也提不出别的社会治疗方案，只能建议在解便训练模式上来一次转变，大概是变得更加随意自如吧。
然而，试图用历史的或交叉文化的证据来证实对肛门人格的这种解释，不仅没有成功，而且首先就是敷衍塞责的。
即使这些努力成功，问题也仍然得不到解决，只是被换成了解释父母对儿童解便训练的态度如何转变的问题。实际上，这一整套方法使父母的态度成为决定性因素，因此背叛了弗洛伊德的经典原理，即儿童是成人的父亲。它表面上是从婴儿肛门性欲里推导出成人的肛门人格，而实际上却是从成人的肛门人格中推导出婴儿肛门性欲：有效的原因是父母身上的清洁情结（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ｃｏｍｐｌｅｘ）。
［１０］
因此，从最后结果来看，正统精神分析的教条陷入了和新弗洛伊德派的修正主义者们同样的死胡同里：成人肛门人格来源于成人肛门性格。唯一的区别在于正统精神分析把婴儿性欲看作肛门人格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传输机制而已。而当需要解释一种文化的人格变化时，正统精神分析就什么也提供不出，因为它的假设是心理决定论的一个循环论证的铁环；新弗洛伊德派的学者们在这时则不再是心理学家了，他们只有乞灵于传统的非心理学因素。对于弗罗姆来说，是经济变化引起了人格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是资本主义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
［１］
这条死胡同具体地说明了升华理论所包含的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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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以充足的根据假定在人的身体与人格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广泛而又神秘的联系，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对这种联系作理论阐述，而且他也不可能提供他的精神分析假说和人类历史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们打开了通向历史思考的门户，但这是以放弃升华理论为代价的。这样他们就回到实质上是弗洛伊德之前的关于人和历史的范畴上去了，只不过用不关痛痒的（而且是混乱的）
，心理学行话装饰了一番而已。
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看，精神分析貌似荒谬的理论和历史的常识是如此毫不相干，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只能使人感到绝望。由此看来，要想取得进展，不可避免地只能借助于具体的经验式的调查。而且既然精神分析的思考总的说来是在事物表面之下进行广泛探索，那也就很容易把它作为没有事实基础的随意构建的东西而予以排除。因此这种具体的经验式调查的出发点就不应当是精神分析关于潜意识中进行着的可能（或不可能）是什么之类的责难，而应当是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提供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出发点，那就是清教的启示降临到路德身上时他正坐在厕所上面。这样的历史事实是很难遇上的（这个世界上的伟人们很少具有路德的诚实）
，历史科学应当尽量利用。要调查的假设是，在新教的启示和厕所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内在联系。要解决的问题是，厕所对于路德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既然在这样一场调查中升华理论的地位危若累卵，我们也就不能运